我成為保守黨領袖之後最先會見的外國政治家之一是吉拉爾德·福特總統的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多年來我對基辛格博士的崇敬不斷增長，而且——雖然從不同的角度——我們對國際事件的分析日益趨同。然而，這個時候我對西方對蘇聯政策的方向感到不安，他被公認為是這種政策的主持人。
我的確承認理查德·尼克松在與蘇聯人玩弄實力遊戲時所實行的"向中國開放"的重要意義。這是冷戰勝利中的重要一環，使中國永遠脫離了蘇聯。至於"聯繫問題"——即承認在國家間雙邊關係中一個問題同另一個問題之間的連接，用亨利·基辛格自己的話來說是"創建一個獎勵與懲罰的網路以產生最有利的結果"一我的看法是，由於水門事件使尼克松總統在國內的地位削弱，這個前景遭到了破壞。我對"緩和"戰略是極為懷疑的。
我的肺腑直覺是，緩和是一個撫慰人心的外來詞，它掩飾了平易的英語將會暴露出來的醜陋現實。人們很難看出綴靖與緩和之間有什麼區別。它出台的背景是，水門事件後選出了一個由極端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控制的國會，美國陷於癱瘓，南越出現了崩潰的形勢。雖然人們對於這一概念頂禮膜拜，直率地攻擊它就是缺乏謹慎，但我還是盡我所能地接近於這樣做了。這不只反映了我喜歡講話直率，也是因為我確信西方受到哄騙的人大多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致命的威脅，但還以為很安全可靠。
對付和戰勝這一威脅的第一個條件是歐洲聯盟應該洞察正在發生的情況；其次而且同樣重要的條件是我們應該喚起改變這一狀況的意志。甚至在英國的危險的經濟狀況下我們仍然擁有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部分並且在美國的領導下進行反擊的辦法。但是我們不能設想情況總會是這樣。有時衰退一不是相對的而是絕對的，不只是局限於一個領域而是在經濟、軍事、政治和心理的各個領域中——可能變得不可逆轉。需要採取緊急行動，而緊急就要承擔風險。相應地，我的第一次主要的外交事務講話就是一個風險。
事態發展繼續證實了我的分析。３月間工黨政府的防務白皮書宣布大力削減防務預算，在下一個１０年期間削減４７億英鎊。同月，亞歷山大·謝列平，前克格勃頭目，這時負責蘇聯的"工會"，作為職工大會的客人抵達英國，緊接著的那個月在各種混亂的場面中西貢淪陷於北越共產黨人之手，使美國增添了煩惱。古巴的"顧問們"正開始到達安哥拉以支持那裡的共產主義的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派別。然而，引發我決定講話的是我所聽到的和閱讀到的關於準備召開赫爾辛基首腦會議的情況。
召開赫爾辛基會議的主意來自蘇聯人，受到勃蘭特總理的西德的熱烈歡迎，把它看作是對新東方政策的一個貢獻，然後又被尼克松政府接受，列入了它的議事日程，西方想要蘇聯人參加會談以減小他們在歐洲的軍事優勢——相互均衡縮減武力——並尊重它們各國人民的人權。但是蘇聯人想要什麼呢？這是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因為如同懷疑論者所懷疑的那樣，他們是不會實踐他們簽訂的協議的，所以除非將會產生一些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結果，他們就不會去找這種麻煩。尊嚴可能是唯一的答案。如果蘇聯及其衛星國——尤其是東歐的一些從潛在的意義來說更加脆弱的政權——能夠獲得國際認可，它們可能會覺得更加安全一些。
但是我們想讓它們覺得更加安全嗎？可以論證的是，極權主義的獨裁最可被利用的弱點之一是它患有感到不安全的偏執症，這是因為政權本身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同，因而缺乏效率甚至無力進行決策。如果蘇聯人覺得更加安全，如果他們所得到的尊嚴使他們具有獲得信貸與技術的更大機會，如果他們受到的待遇是寬容的尊敬而不是懷疑的敵意，他們又會如何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呢？
這當然導致了下一個問題：蘇聯的根本動機是什麼？如果蘇聯領導人是有理性的人，也許稍微有點死板，但是願意接受勸說，與我們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大同小異，那麼與西方緊張關係的緩和確實將會帶來一個更加和平與穩定的世界。問題是沒有哪個真正了解蘇聯制度的人相信事情就是這樣。那個制度是建立在一種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它採用精細的或粗糙的手法來塑造該制度內的每個人和機構。這方面的證據是它對敢於對它表示異議的一小部分人的殘酷無情。持不同政見者的命運不只是某種引起西方同情或義憤的事情：它是一份關於那個制度的性質與目標的自述，該制度把他們視為對其生存的莫大威脅。但是要了解關於蘇聯的真相不需要聆聽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話——雖然如同我將敘述的那樣，他的話對我具有強有力的影響。人們只需要求助於《真理報》乏味的文章就能證實蘇聯領導人是如何看待緩和和由之而來的關於赫爾辛基會議的倡議的：
和平共處並不表示兩種世界社會制度之間的鬥爭的結束。這一鬥爭將繼續下去……直到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取得徹底的最後勝利。［《真理報》，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２日］
換句話說，不會放鬆在世界範圍內發展蘇聯權勢和共產主義革命。如果這一言論是蘇聯意圖的真實反映——而且有大量證據證明事實確實如此——那麼對於蘇聯人的外部壓力的任何減弱都只會造成他們擁有更多的辦法和機會來"埋葬我們"的結果。
如果我就這些問題向公認的智慧提出挑戰，我就需要專家的幫助。但是多數專家都已搶佔蘇聯學這個不費勁而賺大錢的機會，他們獲得官方的贊同，忙於同"經過批准的"蘇聯學術界人士和新聞界的交流，在專業上極為自鳴得意。然而，我從《每日電訊報》的約翰·奧沙利文那裡聽說有個人叫羅伯特·康奎斯特，他是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和大膽的蘇聯批評家。我請他幫助我，我們一起寫出了我於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６日星期六在切爾西發表的講話稿；此事只在事前幾天才作出安排。我預先沒有向雷吉·莫德林或者影子內閣中的任何其他人講起這件事，因為我知道那樣做只會招來勸阻和告誡，而且無疑會被泄露出去——特別是如果事情出了毛病的話。
我在講話的開頭把西方和蘇聯之間巨大的軍事力量失衡放在西方勢力的退卻這個背景下來講述。我把人們的注意力特別吸引到蘇聯海軍力量的增長方面去，指出蘇聯海軍作為一支全球力量所擁有的核潛艇比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海軍所有的核潛艇加在一起還要多，水面艦艇也超出了保護蘇聯的海岸和商船的需要。我論證說，對我們的安全來說沒有哪件事情是比美國對歐洲所承擔的義務更重要的了，接著又說一個孤立主義的英國將會鼓勵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
我接著論述了即將來臨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我沒有直接攻擊緩和，實際上我要求實現"真正的"緩和。但是我引用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１９７２年６月的講話以闡明蘇聯人的真實意圖。勃列日涅夫曾經斷言，和平共處"決不意味著可能放鬆意識形態鬥爭。相反，我們必須為這一鬥爭將會加劇並且變成一種甚至形式更加尖銳的不同制度之間的對抗作好準備"。
我們早已知道，人權將是赫爾辛基一攬子協議的所謂"第三個籃子"——"在人道主義和其他領域中的合作"一一中具有深遠意義的口頭諒解的主題。但是我對蘇聯人的真誠並不信任：的確如此，既然他們的整個制度依靠的是鎮壓，也就很難看出他們如何可能遵守協議。我認為，對那些出席赫爾辛基會議的許多人——而且不僅是站在共產主義這一邊的人——來說，關於人權的承諾可能會被視為天花亂墜的詞藻而不是必須加以嚴格監察的明確條件。所以我特別提到：
我們必須為緊張局勢的真正緩和而努力，但是在我們同東方集團的談判中我們決不能把言詞或姿態當作真正的緩和接受下來。除非蘇聯領導人表明他們固有的態度確實正在開始變化，否則來自首腦會議滔滔不絕的言詞將毫無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烈支持那些歐洲與美國發言人的原因，）他們堅持認為，除非在人員和思想自由交流方面至少看到了一些進步，否則在走向穩固和平的道路上是不會有什麼重要的進展的。
對於這個講話的反應證實了我是個不合群的女人。赫爾辛基協議受到人們廣泛的歡迎。我能夠想像得到那些聰明人物對我的衝動和輕率會大搖其頭。雷吉·莫德林立即來到福拉德街見我，對我未與他商議就發表這樣一篇講話感到氣憤，他不同意講話的內容。我沒有讓步。確實，勃列日涅夫先生對赫爾辛基會議所獲成就的明顯滿意使我確信我還要談論這個主題：他把它描述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政治結局的一個必要總結"。換句話說他把它——也許還完全包括關於除了"用和平手段和用協議"外不得改變歐洲邊界的承諾——看作是承認蘇聯對東歐的控制並使之合法化。他們是在戰爭結束時用武力和欺騙得到東歐的。
如今人們以讚許的眼光來看待１９７５年的赫爾辛基首腦會議，因為蘇聯與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們利用該會議的協議條款作為他們同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