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為保守黨領袖後面臨的第一個大的政治挑戰是關於英國是否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的公民投票。舉行公民投票是工黨在野時為使黨保持團結所作的許諾。出於若干理由我倒希望這是一次關於某個其他問題的挑戰。歐洲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德熱衷的問題。他認為他的最大業績是使英國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而且既然現在他已失去領導地位，他願對此事投入更大的熱情也是十分自然的。如同在競選領導職務運動期間已經明顯表明的那樣，人們有些懷疑我對這個問題不太熱心。與特德相比情況也許確實如此。但我的確真誠地相信脫離共同體將是愚蠢的；我認為共同體提供了同其他西歐國家聯繫的經濟紐帶，這一點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而且我尤其是歡迎加入共同體後其成員資格所給予的更大的貿易機會。然而，我並不把歐洲問題看作是對其他一切事情的試金石。雖然我認為英國最好獃在共同體內並且儘可能充分利用它，但我同樣能夠完全理解總的來說抱相反看法的那些人。在我看來，關於英國的歐洲命運、更不用說關於歐洲的認同的誇張言辭；並不真正中肯，雖然有時我在公開講壇上也稍許使用一些。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極其樂於由特德在公民投票運動中擔任我們這一邊最主要的角色，並由威利代表保守黨擔任"歐洲的英國"的副主席，"歐洲的英國"是同親歐的工黨下院議員和自由黨人合作建立的"投贊成票"運動的組織，康·奧尼爾和後來的羅伊·詹金斯任其主席。
這個安排具有兩個優點和兩個不利之處。優點是，雖然我在運動的開始與結尾時需要以高姿態公開露面，但我有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其次，黨內最熱衷於歐洲事務的人將能把他們的全部精力投入第一線。兩個不利之處也許是我應該預見得到的，首先這將使特德東山再起的胃口增強，其次是保守黨內外決意擺脫我的勢力將會試圖利用正在開展爭取"贊成"票運動的各黨聯盟，把它作為一場爭取成立"中間派"聯合政府運動的核心。
我還碰到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推理上的困難。我從特德那裡繼承下來的立場是徹底反對關於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整個思想，理由是這違反憲法而且不是英國人的習慣做法。即使我曾經想要改變這一立場，我也沒有時間這樣做；在我就任領導職務僅僅兩周後，政府就公布了它的公民投票白皮書。此外，把公民投票攻擊為一種只是圖謀使工黨內閣保持團結的憲法上的畸形怪物，黨就可以獲得取之不盡的政治好處。然而，我感到不安。首先，顯然有個實際問題，即無論保守黨提出什麼樣的抗議，我們橫豎都必須舉行一次公民投票，我們將會很快就不得不認真地對待它——而且要讓人們看到我們是這樣做的——如果我們想要取得恰當的結果的話。其次，而且還只是個模糊的想法，我認為在將來的某個時候，當某個個別問題使得國家而不是政黨發生了分裂、大選並非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手段時，也許就需要號召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樣，如果一個獲得好鬥的工會支持的很左的政府試圖在憲法慣例的掩飾下向基本自由權挑戰的話，保守黨反對派就可能試圖這樣做。
我決定閱讀有關這個問題的所有材料。舉行公民投票的思想在英國政治中具有相當悠久的淵源和歷史。從１９世紀９０年代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在關於愛爾蘭地方自治、上議院的許可權、徵收糧食關稅等問題上都被提出過——有時是由保守黨領袖們提出的。１９４５年丘吉爾曾提出討論就議會任期延長到日本被打敗時一事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可能性。在這些案例中沒有哪一次曾經舉行過事實上的公民投票。但是如果不去嚴肅認真地對待主張舉行公民投票的事情則顯然是錯誤的。我尤其被迪賽的《憲法的法則》第八次修訂版中的下述論斷所吸引："公民投票是人民的否決權；全體國民擁有主權，他們完全可以發布命令稱，沒有國民的直接批准，不得修改憲法。"
我就這些論點諮詢影子內閣的法律事務發言人邁克爾·海弗斯。他的回答當時在我看來是很有權威的。他說回顧一下保守黨曾經支持過的舉行公民投票的案例，我們可以說除了徵收糧食關稅的案例——這次是黨力圖避免發生破壞性分裂（如同工黨現在的情況一樣）——所涉及的問題都是完全合乎憲法的。此外，議會都沒有就其中的任何問題作出過決定，我們也都不曾冒單方面破壞條約的風險。他的結論是，過去的先例並沒有為就是否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舉行公民投票一事提供正當的理由。
因此，３月１１日星期二我在議會的公民投票問題辯論中發言時，已透徹地思考了這個問題。這將是我作為反對黨領袖的初次演說。儘管我對我所談論的情況和理由有些保留，然而這是我喜歡作的那類演說。政府在論辯中的主要理性弱點是在關於公民投票是否以及怎樣對議會"具有約束力"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混亂不清。如果它具有約束力，那麼議會的權力，就受到了侵犯，而議會的權力對於議會雙方的反對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並不具有約束力，那麼它的威力何在？我並沒有在我的演說中排除採取公民投票的辦法，但我極力主張有必要考慮全部的憲法含意。我駁回政府提出的關於繼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一案很獨特因而需要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論點。我說：
"要採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就要問這樣的問題：公民投票應該適用於哪一類情況呢？推測起來答案將會是：適用於憲法性的變化。但是按照英國傳統很難確定什麼是憲法性的變化，因為我們大都沿用慣例和先例。"
然而，假如具備了合適的憲法基礎——這就是說，確定了可以舉行公民投票的條件，公民投票也許就成為可以接受的了。但是這樣會意味著，像其他許多民主國家那樣，情況要發展到有一份成文的憲法或者至少是某種程度的成文憲法，這對議會權力的影響會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們關於憲法法則和慣例的意識日益削弱，有一天我們也許會需要考慮這類問題了。
雖然該演說中還有些段落我現在是不會同意的，但這些論斷對於考慮就一些問題比如說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或者單一的歐洲貨幣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來說仍然似乎是個很好的出發點。我此時尚不明白我所概括的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條件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滿足。這一點有些人已經領悟。英國法律服從歐洲共同體法律是加入羅馬條約的結果，連續的條約修改和共同體制度的實行也都會加速這一進程，這就確實導致了一種憲法的變化。而且我們由於接受了羅馬條約的內容和一個特別的歐洲法庭，就已經朝成文的憲法"至少走了一部分路程"，當議會通過的法律與之衝突時，該法庭就可以消除這些法律。
下議院以３１２票對２４８票通過了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提案。然而，４月９日星期三關於繼續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問題辯論的結果則預示著一種未來的事態：贊成票３９６張，反對票１７０張。從這時起直至６月５日星期四這個規定舉行公民投票的日子，商界的巨大勢力，兩黨的領導人員以及更廣的、可敬的幕後統治集團一起稱頌加入共同體的好處，詳盡闡述對於工作崗位減少的擔憂，警告歐洲內部衝突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嘲笑工黨左翼人士和保守黨反動分子的奇特聯合——組成"投反對票的"院外活動集團／投贊成票的"運動組織得很好，經費也十分充足——這與亞歷斯泰爾·麥克阿爾派恩所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很快就徵聘他為保守黨司庫。人們談論的這場"大辯論"，實際上是戴維和戈利亞什之間的一場較量，戈利亞什最後獲勝。實質性的問題往往不翼而飛。
對我來說最令人厭惡的是工黨領導人的公然的機會主義。英國加入共同體條件的"重新談判"根本就是不嚴肅的。在３月份的都柏林歐洲理事會上，大家同意採取一項特殊的"財政機制"使英國兔於承受過重的財政負擔：這個機制從未啟動，因而也從未帶來一便士的好處。然而政府分發給各家各戶的小冊子拋棄了工黨、尤其是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漢在大選中使用過的所有懷疑歐洲的詞藻。小冊子包含著諸如下列的勸慰言詞：
作為這些談判的結果）共同市場的農業政策（通稱共同農業政策）現在更加靈活，對英國的家庭主婦和農民雙方都有利……
在以前的條件下，英國對共同市場預算的繳款強加給我們的負擔過重。新的條件確保英國將繳納較為合理的份額……
過去共同市場朝經濟與貨幣聯盟方向的變遷對英國的就業是個威脅……
這個威脅現己消除……
說什麼加入共同體可能迫使英國吃歐洲麵包或者喝歐洲啤酒是荒謬的……
……採取重要決定的是部長會議，而不是共同市場的官員。
我及時地在聖歐明旅館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發動了保守黨贊成共同市場的運動。招待會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繪成為"在師傅面前講演的學生"。我在我的選區和其他地方發表了講話。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電訊報》投了一篇文稿。我認為我為運動貢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