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年會前夕，我們發表了《正確的思路》一文。有力地闡述了新保守主義。該文確實通俗易懂，並且至少從文筆上來說，可與《我們盟友的變化》一文相媲美，二者都堪稱戰後保守黨發表的寫得最好的文件。這得歸功於克里斯·帕頓和安格斯·莫德。他們和基思·約瑟夫、傑弗里·豪及吉姆·普賴爾一起起草了這份文件。
我們內部已就收入政策達成一致，這也有助於這份文件的成功。１９７６年５月，傑弗里·豪向"弓組織"（一個保守黨的骨幹小組）做了一個報告，提出了一條大家一致同意的"路線"，而《正確的思路》一文遵循了這條"路線"。文件指出價格和收入政策並不能從長期上解決通貨膨脹問題，但同時又表示"斷然地永久地"否認以上政策也是不明智的，而我們較推崇的是西德式的"綜合治理"。這是一種逃避責任的折衷說法，但暫時來說卻迎合了眾人的口味。
但《正確的思路》一丈的成功根本上還在於它著重論述了大的命題，重申了我們的路子與社會主義的路子的不同之處。該文受到新聞界的好評，這並不是因為我和同事們事先花了相當的精力向編輯們解釋它，而是該文開篇部分自信而又充滿權威的口吻給了批評家們一個驚喜，它一掃他們對日復一日的政治內訌及政府總是對不斷變化"標準"樂此不疲的印象，從而提高了他們的眼界。
《正確的思路》一文的成功揭示出在這整個時期存在著的一種至關重要的矛盾現象。由於一系列原因，我們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特別成功的反對黨。我們內部不時有紛爭，在眾議院尤其不順利，而且我們沒能抓住政府犯的錯誤好好地做文章。但是從更高信仰、決心和哲學層次來說，我們卻做得極有成效。我們正在贏得思想領域戰鬥的成功，這不但是贏得選舉的必經之路，也是我們想要進行的變革和贏得持久的廣泛的支持所必須的。
基思·約瑟夫的講話進一步發展了他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得出的論點。他３月份在哈羅公學做了一次演講，迎頭痛擊了政府關於有必要以高額的公共支出來維持高水平就業的論斷。事實正如基思指出：
政府超支一直是失業的主要原因。如果我們現在想要挽救經濟，就必須立刻砍掉失控的國家開支，這樣才能恢複高水平的穩定就業……在受政府保護的職位上每多一個保羅，就使幾個彼得因此失業而去領救濟。為使每一個消耗財富的公共部門的保羅保住他們那人為的工作，就得有幾個創造財富的私營部門的彼得失去工作。保住的這些工作是大家看得到的、集中的，而失去的工作則是無名的、分散的。
幾個月後，基思在斯托克頓的講話以《貨幣主義之不足》為標題出版時我為它寫了序言。由於貨幣主義遠沒有被影子內閣的多數成員接受，這個標題意在採取一種大膽的方式表達一個重要的真理：僅僅採取貨幣政策是"不夠的"。貨幣政策確實會降低通貨膨脹。但如果我們同時無法減少政府開支和公債，那整個經濟緊縮的不利後果就會落到創造財富的私育部門身上。
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曾幫助基思準備他的斯托克頓講演。在我起草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４日（星期一）向蘇黎世經濟學會的講話時，他也助了我一臂之力。儘管演說在瑞士進行，但主要還是針對國內聽眾。艾爾弗雷德和我花了很大功夫準備講稿，儘管英國正處在經濟危機中，文章對英國的未來仍持樂觀態度，我們論述道：
現在的潮流轉向反對集體主義……這種轉變是由於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敗經歷引起人們的反感而產生的。潮流總是背向失敗者的。但它不會自動地把我們帶到我們想去的地方……應該由我們來提出思想和政治方向……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就失去了勢頭。但如果我們抓住了它，在本世紀最後的１／４時間裡，一場不遜於我們悠久而優秀的歷史的復興運動將蓬勃興起。
這次演說打動了蘇黎世的銀行家們。卡羅爾和我的朋友道格拉斯及埃莉諾·格洛弗也在其中。道格拉斯多年來任奧姆斯科克地區的議員。但關鍵還得看演說在倫敦的反響如何。其實，此時對我來說著手發展高層理論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在低層次的威斯敏斯特政治中我們已遇到了足夠多的麻煩。
我已描寫過了正在席捲英國的經濟危機所帶給我們的一些策略上的難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對工黨的信任危機日益發展，民意調查顯示我們領先十幾個百分點。不久，在北沃爾索爾和沃肯頓的補缺選舉中我們大幅度的勝利將進一步證實這種局勢。正在這個緊要關頭，保守黨內部一些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讓我在勝利的關口走向挫敗的人又談起了聯合政府。
哈羅德、麥克米倫在電視上發表講話，號召成立一個"全國團結的政府"。看來誰被召回來領導這個政府他心中也是有數的。我想我得去和他談談，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想的。我們安排在凱瑟琳一普雷斯的莫里斯·麥克米倫家裡會面。我到得早，就在樓上起居室里等著。我聽見莫里斯的父親到了，他問："電話來了嗎？"莫里斯回答說："沒有，還沒來。"他不得不勉強應付我。我們的見面是愉快的，但毫無結果，麥克米倫敦促我不要在危機時期對政府太挑剔。最後他打的唯一一個電話是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電話。
這時我決定進行一些自己想要進行的變革。雷吉·莫德林做為影子內閣成員和外交大臣的所做所為一直令我為難。他既不同意我在外交事務上的做法，而且他越來越不願掩飾他對我的不滿。他只好靠邊站了。當我告訴他他得離開時，他盡其所能無禮地發作了一通。但他還是離開了。
我還想把邁克爾·赫塞爾廷調出工業部門並以約翰·比芬取代他。前者只要不作出過份的反應，就是一條揮向政府的有效的鞭子。邁克爾顯然對在工業部的工作極其熱心。麻煩的是他看問題的方式和我截然不同，而且也沒有一絲保守黨的味道。例如，在１９７６年１月，他發表演說譴責工黨政府部長們不經常開會以便"達成一致並制定國家工業戰略"。他實際上似乎是批評工黨干預工業時挑選的對象都是虧損戶，而他干預工業時將會挑選盈利戶。他似乎從來沒有想過，政府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誰會虧損誰會盈利。這樣就會拿納稅人的錢去干預經濟，證實自己的判斷。這種做法是揩整個經濟的油。同樣的，當我要求邁克爾離開工業部去環保部就職時，他說他不願去。我派我的議會私人秘書約翰·斯坦利——-個很了解他的人去和他談。邁克爾勉強同意讓位給約翰·比芬，前提是一旦我們掌權，不要安排他擔任環保大臣。解決了這個問題，其餘的步驟就可以進行下去了。我讓約翰·戴維斯取代雷吉掌管外交事務。約翰·戴維斯一直工作努力，成績卓著，直至不幸病倒。
由於越來越有可能不久我們就會被要求組織政府，所以擁有一支活躍高效的前座議員隊伍對我們來說很重要。１２月１５日星期三，丹尼斯·希利進一步提出了一項小型預算。他宣布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和公債，並作為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的一個部分提出了控制貨幣供應量（儘管表述時用的是國內信貸擴張度這個術語）的目標。這事實上正是基思·約瑟夫和我篤信的那種貨幣主義的舉措，這麼做從右的方面繞開了我自己影子內閣中那些還固守凱恩斯過時的需求管理理論的假藥方。按照我們決定的不反對政府為克服危機而採取的必要措施這一原則，我們在對這些舉措投票時棄了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政府採取的一攬子計畫是一個轉折點，在此新的金融秩序下經濟開始復甦。從政黨政治角度講，這令我們喜憂參半。憂的是，對政府經濟管理的不滿將減少，人們又可能重新支持工黨。喜的是，我們現在可以說社會主義做為經濟信條完全失敗了，甚至社會主義者們也不得不接受保守黨所描繪的現實了。至於這一切對選舉結果的具體影響，我們還得走著瞧。
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性讓每個人都感到不安。政府再也不擁有壓倒性的多數。沒有人知道在一項具體問題上小黨的議員們會如何投票。甚至我們這些有議會督導員報告議會票數動態信息的人也感到事情很棘手。國內保守黨的支持者們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給政府致命一擊促成一次大選。事實上，１９７７年２月２２日星期二，政府在關於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法案截止審議時已經被打敗。由於蘇格蘭和威爾士已沒有任何立即贏得"權力下放"的希望，這使得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者們收回了他們對政府的支持。一場新的議會危機——政府不再擁有效工作的多數——擺在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