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領袖幾個月以來，雖然遇到過諸多困難，我還是以不錯的精神狀態迎來了秋季黨的年會。特德和他的朋友們看來會儘力繼續作梗，但我的幾次出訪活動已經改善了我的處境。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搞得一塌糊塗。黨的年會前的民意測驗顯示，保守黨領先工黨２３個百分點。在布萊克普爾的任務就是要證明我能夠在這個國家贏得全黨的支持來鞏圃這些成績。在黨的年會上，領袖講演與影閣其他發言人在年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它必須有足夠廣泛的內容，以免有人批評講演者"逃避"某項棘手的問題。另外，講演的各部分內容之間均要與主題呼應，否則到頭來你的講演就像我所說的那種掛滿誓言與功勞的"聖誕樹"，而且每談到一個新活題總是用"我現在談一談……"這樣呆板的傳統開場句式。一場有份量的講演要能煥發全黨的信念，緩釋懷疑者的憂慮，從某種意義上說更像詩而不像散文。作者不應試圖使用華麗的詞藻，重要的是所蘊含的思想、感情和情緒。一些材料可能容易用來寫出觀點清晰又有說服力的文章，但也許根本不適合講演之用。演講者必須細審講稿，發現有危險和語意不明之處則一定要刪掉。但即使是這樣，一篇效果好的講演也許在印出來後讀起來卻幾乎是蒼白無力。所有這些我需要在後來的幾年裡全部學會。我在１９７５年著手準備第一篇黨的年會領袖講演稿時，還不能算是初步掌握了這些知識。
我告訴我的講稿撰寫人，我不打算髮表一篇經濟問題講演。經濟上之所以出了差錯是因為思想上和哲學原則上的其它方面出了差錯。經濟危機反映了民族的精神危機。但當時我把自己的講稿起草想法提出來與克里斯·帕頓和研究部的諸位討論時，我感到他們根本沒有理解我想傳達的思想。於是我整個周未坐在家裡用大字寫了６頁手稿。我一點也沒有覺得困難：文思不斷涌流筆端。但這是一篇講演稿嗎？星期天早晨，當我重讀一遍後正在修改的時候，伍德羅"懷亞特一這位由前工黨議員改行的企業家、作家、我黨同情者和密友——打來電話，我告訴了他我正在做的事，他建議我晚上去他家吃晚飯，這樣他可以看看這篇稿子。這位老道的記者看到了我所看不到的問題。於是我們倆個開始進行刪改、構思和重新組織。我抵達布萊克普爾時，手頭已準備好了年會講稿的開頭部分。又發現克里斯·帕頓等已寫出新的材料，我把兩部分結合起來，於是就產生了第一份草稿。
過去，黨的領袖只是在年會結束時才露面，像從天上下凡似地來到滿懷崇敬、而又卑躬的人群中發表他的講話，是特德改變了這一常規。我又把它推進了一步。除了到會早之外，由於是第一次作為領袖出席年會，我還利用每個機會會見選區代表。我知道我必須爭取他們的忠心。實際上，我做到了年會組織者們所認可的極限，在本應在台上就座時卻花時間在台下與人交談。
在參加招待會和討論會的間歇里，我還要過問講演稿撰寫人的工作進展情況。亞當·里德利協助寫經濟問題。安格斯·莫德也不時參與進來，他同伍德羅一樣有那種只屑一調整就能讓講話放出光彩的本事。理查德·賴德是講稿的總潤色人。戈登·里斯用他的專長輔導我如何宣講這份稿子，他關照我在精彩段落之後不要打斷掌聲急於往下講——一個不夠老練或缺乏自信的講演者會經常這麼做。
然而時至星期三我才明白在我套間里的那些不知疲倦地工作的人們中竟沒有一位是行話所說的"文字匠"。我們已經確定了稿子的結構、思想甚至一些巧妙的玩笑的基本稿。但我們需要有一位對文字有感悟力的人將整個文稿貫通起來。戈登推薦了過去曾起草過特德的廣播稿的劇作家羅尼·米勒前來助一臂之力。於是整篇稿子被緊急送到羅尼那裡進行"羅尼化"（我後來總是這麼說）。稿子被送回時面目一新，更確切他說，總算是作為一篇講演稿回來了。接著又進行了一番刪減並重新列印，幹了星期四的整個通宵。到星期五凌晨４點３０分整項工作完成時，我才感到可以進屋睡上個把小時了。
早在星期四傍晚的時候，我正在通讀剛寫好的講稿，有人叫我到電話機旁與威利·懷特洛通話。威利告訴我特德已到達這座城市，並且與我下榻在同一家飯店（帝國飯店）。他的套間在我套間的兩層樓下。幾個月來特德的一些朋友曾敦促他與我言歸於好。無疑是他們促使威利認為現在是和好的最佳時機。他向我解釋說，這類事情中有自尊心的因素，特德不能親自來見我。那麼我願意去見他嗎？我立即回答說當然願意。威利說那"絕對太棒了"，並說將給我打電話確認此事。我馬上又一頭鑽回到了演講稿里。約一個半小時過去了，沒有電話來。因為當時已是大約１０點鐘，而且我還有許多關於講稿的事要做，我認為我們必須當真開始"和解工作"了。於是我打電話問威利進展如何，結果得知特德已另有想法了。顯然干戈還是未得化解。
布萊克普爾真正發展成為海濱度假地時，城裡的冬宮便以維多利亞時代中葉的自信風格成為一處名勝。這裡有各式咖啡館、餐廳、酒吧、一家劇場，還有保守黨舉行年會主要活動的皇后舞廳。"舞廳"一詞還遠遠不能真正表述其敞擴大廳的富麗堂皇，連同那寬敞的樓台、那餾金、飾粉、光艷奪人的奢華，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彷彿是對講演者的歡迎。較之更現代化的會議設施里的那種冷漠感和醫院似的整潔，我總是更喜歡這裡。保守黨年會高潮的來臨在布萊克普爾營造出了一種特別的激情。對我來說，雖然幾乎是終日未眠，但我對自己那篇講演稿充滿信心，並把一切都寄希望於它。此篇演講有兩大宗旨：第一，它要作一番總結性的控訴，不只是對工黨的政策，甚至不只是對工黨政府，而是對整個社會主義思想方法。第二，我要藉此闡明保守黨的觀點，這種觀點不光是從形式上使用了"自由市場"和"個性獨立"之類詞句，而且認真地將這些詞句當作今後政策的基礎。即使在２０年後的今天再讀起它來，我也找不出需要大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闡述我個人信條和信念的部分。
讓我來提出我的觀點：人按其意願從事工作的權利、開銷其收入的權利、擁有財產的權利、讓國家作奴僕而不是作主人的權利——都是英國的遺產。……我們必須把私營企業帶回到復興的道路上來——不僅僅是給予人們更多的屬於他們自己的錢，以供他們按自己的選擇進行消費，而且要有更多的資金來幫助老弱病殘的人們。我認為，正如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各盡所能那樣，政府也有義務制定一個制度框架，使我們置身其中的人們能夠如願以償。我們要麼沿著老路走下去，繼續沉迷下去，要麼我們就此止步，毅然決然他說聲"夠了"。
當我講演開場並被掌聲和歡呼聲打斷時，我便放鬆了下來。人們在歷屆保守黨年會上總能找到舞台效果方面的妙趣。而有心人辨別得出哪些是發自內心的讚許的掌聲，哪些是不自然的敷衍。這些發自真心的掌聲震撼了我。另外、這個場面同我以往親身經歷的任何一次歡迎會都大不相同。正如評論家們所說，這與近幾年的年會情況也是大不相同的。顯然，我撥動了人們的心弦，與其說是以我發表講演的方式，不如說更重要的是因為我表達出了自信的保守黨人的情感。在場的代表們聽到了他們自己的心聲發自會議講台之上，於是報以巨大的熱情。我也受到其中一些人的激情的感染。無論是台上還是台下，都蕩漾著一種氣息，那就是形勢正發生著某種變化。
在皇后舞廳外還會有這種效應嗎？我希望，而且從內心來說也確信，《每日郵報》就這篇講演所發表的社論是正確的："如果這就是她的批評家所聲稱的突然右轉的話，那麼９０％的國民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經這樣做了。"
在當了一年反對黨領袖後，我覺得已能自立了（但我仍感到不適應在下議院擔任的新角色。我已與議會黨團及全國的保守黨組織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對於我辦公室內的一小隊人馬的工作情況，我很滿意。我只希望影子內閣也能被導人正軌。
我的家庭生活也進入了新的軌道。丹尼斯已正式從寶馬公司退出，儘管他還忙於他的其它生意。一對雙胞胎都２２歲了，過著他們獨立的生活：卡羅爾將要完成她的律師培訓，並將於１９７７年去澳大利亞當記者。馬克還在學會計。福拉德大街是我們在倫敦的家，我在那兒招待客人，議會開會期間則在我在議會的房間里。
保守黨年會兩周後，我們搬入了在蘭伯斯特的斯科特尼堡的一個舊套間（我們在賣了"芒特"住房後，在科特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做為過渡）。我們的朋友西馬爾·卡扎勒特基爾是一位前任議員，他在那兒也有一套房。他經常舉行午餐會，看來方園幾英里之內的人他都認識。哦的老朋友愛德華·博伊爾在不遠處有一幢房子。其它的鄰居還有朗福德夫婦，愛德華·克蘭克肖（他是海茲伯格的歷史學家）和馬爾科姆·馬格里奇。但在西馬爾·卡扎勒特一基爾家的餐桌旁進行的討論最引人入勝。對我來說，那是離開威斯敏斯特高度緊張而熾熱的政治氣氛的一種休息。餐後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