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反對黨領袖生涯中第一次真正的公開亮相是從２月２１日星期五訪問蘇格蘭開始的。伴隨著由一位幽默的風笛手吹奏的一曲"人就是這樣"，我在愛丁堡機場一走下飛機，就受到蘇格蘭式的熱情歡迎。所到之處成群的人擁過來看我。我原定漫步愛丁堡市中心的計畫不得不整個取消。在王子街附近的聖詹姆斯商店區中心原預計會有數百人，結果３０００人擁了進來，可那裡只有６名警察在徒勞地試圖擋住他們。幾位婦女暈倒了，有的人眼含淚水。因為人群擠靠著商店廚窗，此時真有發生悲劇的危險。眼看繼續走路不可能了，我只好躲進一家珠寶店，在那裡我看到了一枚蛋白石（我的誕辰石），後來我將它嵌在了一隻戒指上。這件事向警察及我本人表明，從現在起，在組織我的訪問活動時，後勤工作中不能有絲毫外行做法。
我在蘇格蘭保守黨基層組織總能受到友好的接待。那種腹背受敵的處境彷彿磨礪了這裡人們的鬥志。但從更普遍的角度說，我的蜜月持續時間並不長，緊接著那種常見的政治生活便洶湧而來。民意測驗在２月時還顯示出保守黨領先工黨４個百分點，僅在一個月之後就成了工黨以２％領先——也許在統計上意義不大，但卻驚醒了那種過早的自鳴得意。形勢很快就清楚他說明，黨內一些實權人物開始給我們製造麻煩了。４月初，哈羅德·麥克米倫和特德·希思在青年保守黨年會上發表講話，主張警惕保守黨右轉。歐洲問題全民公決運動把焦點放在歐洲問題上，進而又刺激了聯合政府的倡導者們的胃口。這一切給我帶來了更多的困難。
我在議會的首次重要亮相，是參加５月２２日星期四的經濟問題辯論，會上我與哈羅德·威爾遜進行了交鋒。那次我被嚴厲而公正地批評為沒能令人信服地提出保守黨的替代性政策。當時的困難是）我們還不能提出有說服力的替代政策。當時我們要為希思政府站不住腳的政績記錄進行辯護。由於這種束縛，我們還不能突破現狀，提出一套適用的自由市場政策作為替代。
由於這些原因，我的這次辯論發言及數次其它場合的發言都沒有講好。要率領反對党參加已有定式的辯論，僅靠幾句提綱（這是我擅長和喜歡的）是作不了內容廣泛的講演的。作為議會前排議員的講話必須有一份準備充分的講稿，可以提供給新聞界。但是這類講稿同時必須大大有別於那種適用於對一大群熱心聽眾發表的只在鼓掌時才被打斷的書面講稿，而且，當然你只有在議會樹立起相當大的權威時，才能在沒有人喝倒彩和打擾的條件下讀完講稿——這種殊榮常常只給予首相，但也並不是一貫如此。
然而，我們問題的根源在於政策上的矛盾尚未解決。因為有了基思·約瑟夫和安格斯·莫德全盤負責，使我能夠相信制定政策的進程會沿著我認可的路線發展，但決定性的影響因素從來不是理論或技術上的，而是個人和政治上的因素。無論我們花多少時間爭論有關公共開支、收入政策及工業補貼政策的是非，我們影閣中有些人（很可能是少數）堅信自由市場政策定會成功，而其他人卻與我們一樣堅定地相信它不會成功——或起碼只能在付出了令人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後才會奏效。另外，我們不是在真空條件下討論這些問題的。那幾年裡，工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經濟方針，每一個方針都迫使我們確定自己的立場，把我們的立場與反對其政策的立場一致起來，並使我黨的替代主張更有稜角。
１９７５年３月，我們討論了基思和安格斯提交的一篇關於制定政策的文章。他們建議讓后座議員備委員會和外面支持我們的專家參與這項工作，大家同意了。政策小組的數量繼續增多，而其效用程度不同。它們一般由有關的前座發言人主持。傑弗里·豪的經濟重建小組是推敲經濟政策的主要論壇。影閣中也不時搞一些由我親自主持的全天政策討論會。主要的影閣發言人及其各自的政策小組提出政策論文，以此為基礎，全體影閣批准而不是設計我們的政策。
政策研究中心和一批外面的顧問，尤其是經濟問題顧問，向基思和我提供了主張和建議（基思還與影閣中從事政策工作的同事搞了多次午餐會）。在此基礎上，我有時也會在某次講演或接受採訪時提出某項新的政策——這並不總能得到我的同事們的讚賞。
現有的決策體制總讓人感到捉襟見時。但在當時，無論我們的機構有多麼完善，都不能解決我們需要做出決策的根本問題。事實說明，從最主要的意義上說，這一制定政策的體制還是"奏效了"：到１９７９年５月我們上台執政時；諸多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影閣大臣們對自己工作重點的清楚程度毫不亞午戰後任何一屆英國政府上台伊始時的情形。
最重要的政策問題是如何對付通貨膨脹。１９７５年８月通貨膨脹開始下降前曾驟升到２６．９％，１９７８年１月降到１０％以下。民意測驗顯示，通貨膨脹問題一再成為公眾希望採取行動的最緊要問題，但同時又經常認為控制收入的政策是戰勝通貨膨脹的唯一手段。可是，如果控制收入，失業問題總是緊隨其後。而我們歐對的來自工黨的主要抨擊之辭就是我們的反通貨膨脹政策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
要討論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和克服的辦法就要涉及對希思政府的評價。如果說通貨膨脹是貨幣供應量增加的結果，而且是大約用了１８個月以漲價形式完成的，那麼本屆工黨政府在頭１８個月左右里高通脹的主要責任就該歸咎於保守黨了。但是，如果說高通脹的原因是繼上屆保守黨政府的收入政策失敗及工黨對工會讓權之後採取的過高的工資政策，那麼我們現在作為反對黨在政治上日子就會好過些。雖然我們也許還提不出什麼好的解決辦法，但至少可以把一切歸咎於現政府。我的那些為自己懷疑一切經濟理論而感到自豪的同事們會尤為贊同這種做法。其實，阿蘭·沃爾特斯早就申辯過通脹是由於希思政府放鬆銀根造成的，我看這是有道理的。他對此進行口誅筆伐的言論主張和預測文章首次出版於１９７２年６月。基思曾把這份材料作為１９７５年３月影閣同仁討論的背景材料散發過。但如果我那時就公開接受這種觀點的話，則勢必會挑起特德·希思及其支持者製造更多的麻煩。
然而，由於我們沒能明確闡述貨幣政策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於是方便了別人對我們的收入政策進行側翼攻擊。因為如果像我們為希思年代辯護時所說的那樣，工資的增長是引起通脹的原因，那麼問題就出現了：如果我黨執政將會怎樣遏制這一增長呢？我們會藉助法定的收入政策嗎？如果這樣做，我們不僅會被推向我希望避免的嚴重的干涉主義，同時也會遭到工會的強烈反對。採取自願的收入政策嗎？這樣做我們也會陷入政治上的不利地位，因為工黨與工會有傳統的聯繫。並願意為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兜售社會主義政策。這樣做將使二者聯手對付我們。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的保守黨宣言曾表示我黨承諾在價格和收入問題上探索一套自願的政策，但保留了一點，即如果該政策無濟幹事，將有必要轉到法定政策的路上去。我只能逐步地使黨擺脫眼前的處境。有兩件事使我的任務更為艱巨，一是當時工資和物價飛漲到了警戒水平，二是特德·希思和彼得，沃爾克給我很大的社會壓力，要我支持各階段工黨政府的收入政策。在１９７５年５月一次與羅賓·戴的訪談中，我說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必要實行工資凍結，但這並不是制定永久性的法定收入政策的前奏。工黨執政以來，工資畢竟還是以每年大約３０％的比例增長，但我從不認為工資凍結除在降低通貨膨脹的戰略中起過渡性作用外還有什麼更大的作用，通貨膨脹的降低必須以限制貨幣供應量和政府借貸為基礎。事實上，已有跡象表明政府已經醒悟，認識到緊縮財政的必要性。１９７５年４月的預算宣布降低原計畫的支出水平並將所得稅的基本稅率提高了２便士——至３５％——以求減少將在１９７５一１９７６年度不斷遞增到９０億英鎊的赤字。
這並沒有阻止政府採納那項雄心勃勃但又先天不足的賴德計畫，欲以１４億英鎊納稅人的錢挽救英國萊蘭汽車公司。可是，不論這項決定有多麼不負責任，保守黨作為反對黨對此提出反對意見會遇到最大的困難。該公司是我要上台執政必須爭取的西米德蘭諸議席所在地區一個至關重要的收入和就業來源。但資源一旦被用於不贏利的實行了國有化的這項轎車工業，就意味著以稅收或提高利率、通貨膨脹等形式從成功企業和其它納稅人身邊把這些資源抽走了。基思·約瑟夫、邁克爾·赫塞爾廷和我都在公開聲明中以某種不承擔義務的態度作出了反應，但其中調子的差別，尤其是基思與邁克爾之間的差別，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說公共開支問題是兩黨關於反通貨膨脹政策辯論的一個方面，那麼工會權力問題就是另一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近幾年來影閣一班人的陣容與在採取"自由集體談判，還是自願或法定收入政策問題上的陣容稍有不同。傑弗里·豪在工會問題上一貫持鷹派立場。在我們的討論中，他一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