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１９５０年當特德，希思被封為議會副督導員時，他曾向保守黨的資深政治家斯溫頓勛爵討教是否接受該職，"先鑽入這部機器——無論級別多麼卑微。"斯溫頓勛爵說。特德牢牢地記下了這句忠告。而我，作為這部機器的主導部件，在立足未穩時，對這句話自然不得忘記。鑒此、我著手去控制這部機器。
艾雷，尼夫和我決計要改革保守黨中央總部。根據黨章規定，中央總部是黨的領袖的辦公室、發生在領袖竟選期間的一些事使我確信，那裡的某些工作人員，要在我手下繼續以原來的身份工作是很困難的。
我認為我們所需要的中央總部主席應是高效率的管理者。一位最好能與商界有關係的人，一位忠實於我的人。我一向敬佩彼得·桑尼克羅夫特。想當初他因公共開支問題於１９５０年辭職這一勇敢的行動預示了戰後保守黨的一次錯誤的轉向。他自我進入議會之初就是領導本黨的老前輩中的一分子，作為數家大公司的總裁，在我看來彼得當是首選之人。可是怎麼說服他呢？後來發現威利·懷特洛曾與他有過來往，於是威利說服他接受了這一任職。這份工作即使對一個比他年輕得多的人來說也是很費精力的，因為即使在黨深陷低谷的時期，黨的主席也必須鼓舞士氣，而低谷階段的出現何止一次。除此之外，彼得的另一難題是，在現階段，大多數鄉村黨員只是勉強接受了我的領導。這種情況直到１９７５年黨的年會後才漸漸改變。經過更長一段時間——並在進行了一些痛苦的和有爭議的人事變動之後——才使我感到中央總部的領導人真正有心效力於我。彼得逐漸以忠誠之士取代了一些人，我從未過問他是怎麼乾的。
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就任黨的司庫無疑頗有助益。現任兩位司庫阿什當勛爵和切爾莫勛爵都告訴我他們已決定辭職。艾雷·尼夫建議說，曾在全民公決運動中任"歐洲的英國"派司庫的阿利斯泰爾具備擔任這一工作的個性條件、精力和關係網。他說對了。雖然阿利斯泰爾是出身於保守黨黨員家庭的一名鐵杆保守黨人，但他還得迅速將自己變成一名政治家。我告訴他，他得放棄他那輛德國賓士轎車，改用一輛英國產的"美洲虎"，他立即照辦了。但我卻沒有告訴他準備好對付在中央總部遇到的那一大堆次要卻又煩人的不順心的事；他在試圖說服工商界人士時同樣會遇到巨大困難，他得設法說服這些人，儘管我黨多年來執行了希思式的總體主義政策，我們黨依然是一個值得支持的主張自由企業的黨。
有些人預料我會在保守黨研究部進行更大的人事變動。保守黨研究部理論上是中央總部的一個部門，但它有自己獨特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野期間。這主要因為它在辦公地點上與中央總部分離（在老王后街），而且在學術上有其榮耀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政策研究中心是作為研究部的替代機構建立的。而如今我是領袖，保守黨研究部與政策研究中心應當團結協作。我知道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帕頓屬黨內左派，研究部與政策研究中心之間的諸多齷齪與競爭由來已久，在許多右翼人士看來，正是保守黨研究部所集中體現的那種追求共識的一刀切式的作法使我們失去了方向——用基思·約瑟夫的話說，"滯留在中間地帶"一我決定用在政策問題上能與基思合作的安格斯·莫德替代伊恩·吉爾莫擔任研究部主席，而讓克里斯·帕頓留任主任，讓特德的前顧問亞當·里得利作他的副手。這些都是妙計。我賞識該部的工作，尤其是在它擔當起影閣秘書處的作用後，就不只是制定政策了。雖然偶有陰影，保守黨研究部還是漸漸轉到了基思和我確定的方向上來。
與此同時，艾雷·尼夫和我還要物色一個負責我辦公室事務的小班子。領袖競選結果出來後第二天，我會見了特德手下的秘書們，他們顯然很難過。我還察覺到了某種敵意，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讚賞他們的忠誠。我請他們繼續留下工作，如果他們認為可能的話。結果大多數人留了下來，至少也幹了一段時間。當時，反對黨領袖議會辦公室是現在內政大臣的辦公室，有一個大房間，外邊一間能作為兩名秘書的接待室，還有樓上的幾個小房間。這裡空間狹小，夏季一到就非常悶熱。（只是到了１９７６年夏，我們才搬進了一套寬敞了許多的房子，這裡曾是議會禮儀衛士的用房。在此辦公期間，我的活躍。可靠的選區秘書艾里森·沃德加入了我從特德時期承接下來的秘書班子。）
當選領袖之後，如潮的信件接瞳而至，有時每天８００封。儘管中央總部的女孩子們過來幫助分理郵件，但一般情況下這是我４名秘書的任務。他們坐在主房間的地板上，將信開封、歸類。他們盡了最大努力，可還是毫無希望地缺乏條理。後來，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建議我請戴維·沃夫森負責郵件科的工作。阿利斯泰爾覺得如果曾經擔任過通用郵購商店郵件部負責人的戴維都不能理順這種混亂狀況，那就沒有人能行了。事實上，無論是在反對黨時期還是後來在唐寧街１０號，戴維的才幹得到了比整理信函更為廣泛的發揮：他洞察商界的意圖，提供了重要關係，尤其在政治上善理亂麻。
但我還需要一位全職的辦公室主任，他必須勤奮、可靠，而且，既然要起草那麼多的講話稿、文章和信件，他更需要有好的文學素養。我的老朋友兼同事，湊巧又調任《每日電訊報》編輯的比爾·迪茲推薦了理查德·賴德，他當時正從事《每日電訊報》高雅的花邊專欄《彼得巴勒》的工作，理查德於４月底來到我這裡，開始與我從特德那裡接過來的秘書之一卡羅琳·斯蒂芬斯共事，她後來成為卡羅琳·賴德。
理查德·賴德在經費少的情況下，將這個不大的辦公室管理得很有效率。它如一隻快樂之舟，幾位令人愉快的人同舟共濟，去成就更美好的事業。馬修·帕里斯負責信函回覆工作，他表現出後來為《泰晤士報》工作時的速寫的天賦；那是在１９７９年競選開始前夕，當時一名婦女在、封充滿哀怨的來信中反對我們出售公房的政策，同時訴說自己的抱怨。馬修告訴她，能夠享用我們及其它納稅人為之付帳的家宅已是幸運的了。像維多利亞女王，我可沒覺得這個答覆有趣——尤其是當《每日鏡報》在競選伊始就發表了這封信。但馬修還是渡過了難關。
理查德來後一個月，戈登·里斯奉調來我這裡工作一年。他由電氣和公用事業公司來加入了我的專職工作人員的行列，幫助處理新聞等其他許多事務。戈登真是天賜良才，憑著他那從不失效的出色幽默，這位熱情奔放的前電視製片人總能讓我樂呵呵地同意了我可能會對別人拒絕的事。他的觀點是，如要宣傳我們的主張，千萬不能只看重《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這類大報，而是要同樣重視中等暢銷的報紙，如《每日郵報》和《每日快報》以及一那才是真正的革命——重視《太陽報》和《世界新聞》。此外，他還認為即使是在社論類文章中支持工黨的報紙，如果我們真的有意提供給它們有意思的文章，它們也會願意公正對待我們。他這兩個觀點都是對的。後來《太陽報》和《世界新聞》在向傳統的非保守黨選民傳達保守黨價值觀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左翼的《星期日鏡報》也給我以平等和全面的報道，無論其評論性文章怎樣批評我們。戈登定期與報紙編輯們談話。他還勸我說，他們真正想見到並聽取其看法的人是我。於是，後來無論我的日程上安排了什麼，只要戈登說我們必須與某位編輯共進午餐，那麼這件事便是最優先考慮的事。
戈登所做的另一件事也是極為重要的。每位政治家都得想法子如何為適應媒體而改變自己的舉止和形象，如果拒絕讓步，聽起來可能會頗為勇敢和尊貴，但作為公眾人物著持這種態度，極有可能會被認為是不想認真地去贏得權力，或更可笑地被認為是缺乏故作謙卑的那種美感。戈登運用他搞電視時的經驗，建議我換一種髮型和服裝以改善給人的印象。"要避免在面頰近旁用大多珠寶。臉上的梭角在鏡頭中效果好。要注意不要使背景顏色與你的著裝產生不和諧之感"。這著實是門學問。
還有我的聲音問題。在下院講話時你的聲音得蓋過喧鬧聲才能讓人聽得見。這對尖嗓門的人就越發困難，因為在提高音量時，你會不由自主地走調。這成了大多數婦女的一個突出的難題。你不得不學會在不出尖聲的前提下設計聲音。即使是在戶外對聽眾講話時，我的聲音也是自動的高調門，這很容易變得刺耳。以前就有人告訴過我這一點，我也曾刻意降低音調。不幸的結果是，也許聽眾感覺我的聲音有了改善，但我卻患上了咽炎——而對經常要向公眾講話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就更嚴重了。戈登為我找了一位專家，他說首要的是正確的呼吸，然後講話時不用後嗓而是用口腔的前部。她是位天才，使我獲益匪淺，而她對我的問題的那份同情和了解，只有她的那隻多病的小貓才能同樣得到。不幸的是，那隻貓碰巧在我開始上課前得了病，於是不得不把課取消，所幸的是，我也喜歡貓，所以我們完成了全部課程。
有一次戈登帶我會見勞倫斯·奧立維爾爵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