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倫敦以後我決心理清競選領袖的事。我邀請文雷來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飯，以便很好地進行一次討論。我還發現羅伯特·里德利的一封來信，催我和杜坎快作決定，到底由誰作候選人，不要分散選票。問題在於，這隻有等到杜坎明確了他要幹什麼後才可能，而從我和他的談話中又很清楚，他仍然舉棋不定。１９７５年１月９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進午餐，情況仍然如此。我告訴艾雷我認為傑弗里·豪可能會支持我。我還對他說，在特德領導下進行正常的討論是多麼困難。艾雷向我講了他最近一次與特德談話的情況。我們兩人都清楚地認為更換領導人的時候到了，唯一的向題是杜坎和我誰出來更合適。艾雷持有一種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認為人們對特德在保守黨議會黨團中可能得到的支持估計過高。後來的事態發展與這一觀點相符合。
１月１５日星期三，愛德華·杜坎公開宣布他不準備競選領袖。這樣，我的道路就敞開了。現在急需建立一個有力的競選班子。
事態發展得很快。當天下午我在委員會階段的會議上作為反對黨的主持人對財政法案進行審議。弗格斯剛剛得知他必須參加一個議會代表團去南非進行訪問。他認為他會在競選領袖首輪投票時按時趕回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錯的）。他在議員的分組投票走廊里遇見了比爾·謝爾頓，請他在他出國期間主持我的競選。比爾同意了。當比爾告訴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競選時，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很忠誠，他會是一個精明的競選運動組織者。後來我才知道，在以後一次投票過程中，艾雷找到比爾說："你知道我一直主持愛德華·杜坎的競選運動，現在愛德華退出了，如果我們能達成某種協議，我可以把支持杜坎的人拉到瑪格麗特這邊來"。實際上，這個協議不過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競選運動，比爾成了他的副手。
當艾雷來到我的辦公室見我時，這一安排就確定了下來。我們都表演了一點外交小步舞。他有點明知故問地問我是誰在主持我的競選運動。我也不得不裝摸作樣地回答他，我並沒有真的進行競選運動。艾雷說："我看，最好是我來替你做這件事"，我很熱情地同意了。我知道這就意味著他將儘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這邊來。突然一下子，我多日來的擔憂全都煙消雲散了。從那時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爾就為我爭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勞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
我向艾雷建議應與哪些人取得聯繫，他明確他說這類事全交給他辦，不要我分心。他認為我應該集中精力於財政法案。這是一項好的建議，部分是由於這樣我就有機會在樓上的委員會會議和一層的議會大廳顯示身手了。說到底。最終決定保守黨領袖的，將是保守黨議會黨團的黨員們，我的表現和我的辯論發言一樣會給他們留下印象。我的競選班子開始時只有６個人，但很快就壯大起來，到了第二輪投票時已有四、五十人了，有點過於龐大了。遊說工作做的相當精確。議員們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訪問以核實他們投誰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們深知無捷徑可走。日子一天天過去，事情在進行著，他和比爾勾出一個個名字，記錄著票數。艾雷時常向我報告進展情況，不過還附帶著精明的選票遊說者通常提出的告誡。競選班子也來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與我一起討論一周內將要發表的文章、演講和提出進行其他活動的建議。
在競選活動的初期階段，我得到不少后座議員的支持，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里森，他後來成為我在唐寧街的議會私人秘書。他告訴我３年以前，他的父親，后座議員委員會前主席瑪格岱勒勛爵就曾這樣說起過我："那個女人會成為下屆保守黨的領袖。"這也許是"那個女人"這個說法的最早記載。
與此同時，和媒體打交道突然變得非常重要了，在這方面，戈登·里斯的作用是寶貴的。記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闢的見解，１９６６年由於在《旁觀者》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而被特德無禮地撤掉了前座議員的職位。他幫助我寫了題為"我心目中的保守黨"一文，刊登在《每日電訊報》這樣的大報上；我同時收到了許多《每日電訊報》記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議，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約翰·奧薩利文、弗蘭克·約翰遜和艾爾弗雷德·謝爾曼等人，他們都支持我的主張，儘管他們的報紙也給了特德一些支持。喬冶·加德納是１９７４年２月選舉中加入進來的議員，此人是記者，還是《保守黨新聞》的編輯，了解保守黨中央總部的閑談信息。他幫我起草文章，這確實是一個思想活躍的班子。
事實上，人們對我參加競選的態度的變化是可以感覺到的。１月２１日星期二，我在幾尼俱樂部的聖斯蒂文餐廳的午餐會上講話，在場的有全國和地方各大報的記者。到這時，根據艾雷收集的調查結果，我開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機會。我苦笑著對他們說："要知道，我真地認為現在你們應該開始認真對待我了。"他們驚訝地回頭望著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這麼做了。到了那個周未就出現了從全新的角度評價我的競選活動的文章。
同樣，第二天在下議院與總是一幅謙和模樣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鋒也沒有損害我的前途。他以惡毒但含糊的語氣把我說成是"享有特權的熱情之花"。我草草寫下幾句回敬的話。稍後，我興緻勃勃他說："有的財政大臣是微觀經濟學家，有的財政大臣理財有道，可這位財政大臣卻是廉價的。"保守黨議員很愛聽這些話。
就在離選舉一周之前，艾雷、基思和比爾來到我家中討論最新形勢，那是１月２６日星期天，從已作出承諾的人數來看，表示支持我的有１２０人，支持希思的還不到８０人，似乎情況太樂觀了。我們還需要對人們作口訪，重新研究他們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森和肯·貝克是希思競選運動的主要籌劃人。估計他們收到了二人票數相同或者更樂觀的消息，他們的錯誤在於相信了那些消息。與艾雷的作風成明顯對比的是，他們在第一輪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預言將獲得巨大勝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員會１３號會議室向我的主要競選活動成員講話。關於競選活動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即使他們忘記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實際上是政治的欺詐，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轉而去談我個人對保守黨社會的看法和設想並回答問題，從１０點半一直談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東西講一些肺腑之言，並且感覺到對我的事業至關重要的人們在傾聽，其感受實在是妙不可言。顯然，我的聽眾也有同感。一些議員告訴我他們從來不曾聽到任何一位保守黨高層人士從哲學角度談政策。看來，對過去幾年保守黨沒有方向、得過且過的做法感到沮喪的不只是我一個人。
這時希思陣營改變了竟選方針，但仍不得要領。嘲笑挖苦手法遭到失敗。他們改為攻擊我所代表的保守主義。他們說我的觀點可能吸引黨的中產階級基層支持者，特別在南部地區，但絕不會贏得那些不信奉保守主義的人。我於１月３０日星期四在《每日電訊報》上發表的文章從正面談了這個問題：
（作為教育大臣時）我曾被攻擊為為了保衛中產階級的利益進行後衛戰。現在當我領導著保守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轉讓稅"方案時卻再次受到同樣的指責。如果"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包括鼓勵多元化和個人選擇，提供公平的獎勵，對技能和勤奮工作給以報償，堅持有效地制止過份的國家權力，崇尚個人私有財產的廣泛分布，那麼這些肯定都是我正在努力維護的……如果一個保守黨人不認為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主要保障的話，那麼他最好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並照此行事。實際上，我們大選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認為大多的保守黨人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者。英國邁向社會主義的進程總是進兩步又退回半步……人們為什麼要支持一個似乎敢於直言不諱地表示沒有信念的政黨？
找回保守黨的根本宗旨和捍衛中產階級價值觀這個主題在黨內十分受歡迎。第二天我又向我的選民協會重複了這一主題。我反對把我的競選說成是代表一個派別的說法。我強調我代表所有近些年來對保守黨政府失望的人說話。在特德領導下出現的問題，我也打算承擔我的那一份責任。
但是（我補充說），我希望我已從過去的失敗和錯誤中吸取了教訓，並能夠建設性地幫助為未來作出規劃……全國上下普遍感到保守黨未能足夠明確地堅決捍衛（保守黨的）理想，所以英國才不可避免地沿著朝向社會主義庸人的道路走去。這個行程不僅必須加以制止，而且要倒轉方向。
不過，在星期六下午發布的致本選區主席的公開信中，我才真正地總結出了對特德及其領導進行指責的要點。特德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政治家。他既信奉強有力的領導（特別是他自己的領導），又很容易迫於事態的壓力而屈服。他總是在大談爭取別的黨的支持者，卻不願聽聽保守黨的意見。與此相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