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我在芬奇利選區的多數票下降了一些，我的競選活動還算好，人們認為我搞了一次不錯的競選活動。甚至有一種說法開始流傳，說我可能成為保守黨領導人。對這種說法記者們的興奮程度超過了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信眼程度。就個人而言我為特德感到難過。他熱愛音樂，有一個不大的朋友臼子，而政治則是他的生命。不僅如此，那年他還遭受了一系列生活上的打擊，他的遊艇"晨雲"號沉沒了，他的孝子也因而喪生。競選的失敗對他則是又一次打擊。
然而，我想特德無疑現在該下台了。在先後４次大選中他失敗了３次。他本人不可改變了，他過分維護自己過去的政績，因此完全看不到徹底改變政策的必要性。所以，儘管我不願去證實自己可能成為保守黨領袖的說法，但這無助於特德繼續留任現職。這倒是有利於基思接替他。事實上，到了那個周未，我事實上已經成了基思的非正式的競選經理人。這樣我阻止了人們對我的前途的猜測。例如，１０月１１日星期五我對倫敦《新聞晚報》說："你們可以把我的名字從候選人名單上劃掉。"
同樣，我於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二告訴《旗幟晚報》："我認為女人走到黨的最高職位是極其困難的……我一向認為一個人要想作領袖必須擔任過３個要職中的一個……這些職位讓你自信，也讓別人對你有信心。"
此後，到１０月１９日星期六，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頓作了一次演講。這並不是為改變保守黨的思想而準備的系列重要演講之一，也許因此而沒有事先在基思的朋友和顧問中廣泛傳閱過。當然了，我對其中的內容一無所知。人們普遍認為是埃奇巴斯頓演講使他失去了當領袖的機會，演講中的下列論斷起了破壞作用："我們的人口，我們人類的平衡受到了威脅"。他接著哀嘆說、那些"處於社會第四、五階層的懷孕婦女"是"最不適合將兒童帶到世界上來的"母親，這些母親生的孩子的比例是高的而且在上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具煽動性的言論倒不是出自基思之口，而是摘自一篇由"貧困兒童行動小組"發表的兩個左翼社會專家的文章。然而人們很快就忽視了其中的區別，因為從主教、小說家、學者、社會主義政治家到評論家都急不可待地譴責基思是瘋狂的優生學論者。
另一方面，民意測驗顯示基思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來信裝滿了６郵袋，其中一封具有典型意義的信，據《旁觀者》報的戴安挪·斯皮爾曼分析，概括了來信者的心情。這封信是由一個沒有文化的人簡單地這樣寫的：
親愛的約瑟夫先生：
你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這次演講除了那幾句倒霉的話以外，還提出了有關家庭衰退、道德敗壞以及放縱的社會的危險等能打動人心的觀點，並把所有這些與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相聯繫，提出了"重振不列顛道德"的長遠目標，正如基思為經濟政策所做的一樣，他這次演講是試圖為保守黨的社會政策提供一根支柱。麻煩在於他建議更廣泛地使用避孕手段作為解決他所列舉的社會問題的唯一短期方法，這使那些可能已經對他的更高層次的道德觀有好感的人離開了他。
艾奇巴斯頓演講無疑具有很強的震憾力。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次有控制的爆炸。遺憾的是，情況並非如此。演講本來定在星期六晚上進行，因此講稿可先散發，散發時規定禁止媒體使用。但是《旗幟晚報》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違背了禁令並對基思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還歪曲了他說的話，在滑鐵盧車站我看到了這篇文章，我的心情沉重起來，此後基思自己的不斷說明、解釋、道歉都無濟於事。保守黨權勢集團和得意情緒幾乎不能控制。基思在一般庸人眼裡犯了一種致命的罪——缺乏判斷力，即不願為自己著想。記者們在他的住宅外面安營紮寨，並拒絕讓他和他的家人得到安寧。可能他一生中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我因有過被誹謗成為搶走牛奶的人的經歷，感到他所受到的傷害就像是我自己受到傷害一樣。但這時除了等待事情慢慢平息外沒有別的辦法。
毫無疑問，這一切使特德覺得安全了許多。在下個星期二的影子內閣會上他甚至對我們說，"這次競選控制得不錯，運作也很正常。"我們的討論充滿了奇怪的假象。除了特德外，所有的人都明白，主要的政治問題在於他仍然是領袖，而他卻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把注意力轉向蘇格蘭問題，轉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輕人的支持，如何爭取工人階級選民更多的支持等。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他的分析也是有漏洞的。兩天以後，我接受了《旗幟晚報》麥克斯·黑斯廷的採訪。這次採訪以"撒切爾夫人和中產階級的曙光"為標題刊登出來。我指出，我們應當設法恢複中產階級對我們的支持，因為"［作為中產階級］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收入問題，而是對生活的整個態度，一種承擔起自己責任的願望"。出席影子內閣會議的人中絕不只是我一個人感到我們在這次大選中的失敗，使我們沒有理由感到絲毫的自我安慰。
這時，特德正在與后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進行難解難分的艱苦鬥爭。他們要求通過競選產生領導人，實際上是要求改革選舉領導人的程序——他在答覆他們的要求時，對他們作為后座議員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理由是他們是由上一屆議會選出來的，他們自己首先需要由保守黨議員選舉產生。特德和他的顧問們希望以此把他的反對者從執委會中趕走，換上順從他的人。為了試圖爭取后座議員——這多少有些為時已晚，特德還建議應從他們當中委任額外的前座發言人，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議會下設的各委員會的官員可以坐在前座發言。很快即將改組影子內閣的說法這時也已不翼而飛廣為流傳。
對我的前途，媒體再一次比我本人更為樂觀。《星期日快報》和《旁觀者》都在１１月３日編出了我要出任影子財政大臣的故事。這個想法不錯，而且是我喜歡乾的事，不過我覺得特德極不可能把這個差事交給我。那個星期一的《金融時報》和《每日鏡報》都或多或少地肯定了我的想法，說我將要擔任經濟方面的高級職務，但不是影子財政大臣。事實果然如此。我被任命為羅伯特·卡爾的副手，專門負責財政法案，我還被任命為指導委員會成員。我的一些朋友為我沒有得到更重要的職務而惱火。但是，從那些年我跟隨伊恩·麥克勞德做財政法案的工作的經驗來看，我知道這個位置最能發揮我的才能。當時特德和我都沒有料到在後來的３個月里，我的這個職位是多麼重要。影子內閣改組總的來說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穩固。愛德華·杜坎拒絕加入影子內閣，因此，它對黨內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爭取過來。新加進來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傾向，儘管很能幹，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１１月７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內閣改組的當天，后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全部成員，包括愛德華·杜坎，都重新當選。這對特德是個壞消息。領袖競選在所難免了。他給愛德華寫信說，他現在願意討論修改選舉黨的領袖的程序問題了。從這時起，趕在其他候選人可能發動有效的競選運動之前儘早結束這次選舉，可能對特德有利。
這時，我開始參加由尼克·里德利於１９７２年組成的"經濟問題聚餐小組"的聚會。小組主要包括像約翰·比芬、喬克·布魯斯-格丹、約翰·諾特等主張健全的貨幣政策的人。我埋頭於我的新職務的具體工作中。這時從事這項工作是帶有挑戰性的，因為１１月１２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預算。預算對工業中迅速出現的問題作出了驚慌失措的反應，其中包括營業稅額削減７．７５億英鎊（６個月以前剛剛新增了４．９５億英鎊的新營業稅），還停止了對國有化企業的某些補貼。特德在還擊時，保守黨后座議員的驚訝聲不絕於耳。他批評了財政大臣使國有化企業產品的價格上升到市場價格的水平。他的話根本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
下一個星期四我的機會來了，我在預算辯論時代表反對黨發言。我事先作了準備，將工黨過去的宣言與它現在的行動進行了對比。我的演講中有些內容是技術性的、具體的，這是必要的。但是，我對那些插問的回答贏得了后座議員們的歡呼和支持。哈羅德·利弗（沒有他，工黨在經濟上可能更加愚蠢無能）在我演講不久就打斷我，糾正我引用的他過去的觀點。對此我進行了直接答覆。在一陣陣歡樂聲中，不少歡樂來自這個出身富裕，精明狡黠的商人自己，我答覆說："我總覺得我永遠比不上財政部的他［利弗］，因為獲取金錢的方法有４種：賺錢、掙錢、與有錢人結婚和借錢。他似乎在這４方面都有經驗。
在另一問題上，我被大為激怒的丹尼斯·希利打斷。當時我引用《星期日電訊報》報道他的話說："我從來不存錢，一有錢就出去給家裡買些東西。"丹尼斯·希利極為憤怒，所以我很愉快地退了一步（聯繫這樣的事實即像其他社會主義政治家一樣，他有他自己的鄉間別墅）說："我很高興我們了解這樣的事實，財政大臣是一位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