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作為環境事務發言人的職務佔去了我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從那年６月底開始，我又參與了另外一項事業。這項事業對保守黨、對國家和對我個人都將有深遠的影響。建立政策研究中心其實是基思·約瑟夫的想法而不是我的。他從希思政府的殘局中擺脫出來，堅決認為有必要從基本原則上重新考慮我們的政策。要做這件事，基思確實是理想的人選。他具有必要的智慧、正直和謙遜的品德。他對經濟和社會政策都有濃厚的興趣，他有長期的從政經驗。他有著與性格、觀點、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建立友誼和相互尊重的超乎尋常的本領。雖然感覺強烈時他的言辭可能激烈並有說服力，但他的出色之處還在於傾聽別人的意見，而且他從來不是被動地聽。他研究各種論點和主張並將回家去思考的問題記錄下來。他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他不斷地反省使他具有理智的自信。他在懷有敵視情緒的聽眾面前採取不同尋常的態度的勇氣贏得了他的朋友們的稱讚，因為我們都知道他天性靦腆，甚至膽怯。他這個人太好了，幾乎不適合搞政治，只是政治中如果少了一些好人，就會令人難以容忍。
沒有基思我不會成為反對黨領袖，也不會取得我任首相時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如果沒有政策研究中心和艾爾雷德·謝爾曼，基思也不可能取得他所取得的成就，這樣說也是公平的。這兩個人除了都是猶太人之外，沒有共同之處，要不是親眼看到他們在一起工作是多麼富有成效，人們很難相信他們能在一起共事。
就我所知，基思和艾爾弗雷德初次見面是在１９６２年，當時基思是住房大臣，艾爾弗雷德在《每日電訊報》報導地方政府事務。他們經常有接觸。後來在"改革俱樂部"的一次討論之後，基思徵求艾爾弗雷德對他帶來的一篇演講稿的意見，自那以後，基思經常徵求艾爾弗雷德的意見。在希思政府的早期，他們接觸少些。但在３天工作周期內，基思與艾爾弗雷德常見面討論中東問題，艾爾弗雷德可以說是中東問題專家，他為以色列一家希伯萊語大報寫文章。
艾爾弗雷德的才華有自己的特點。他以一個改變信仰者（一個過去的共產主義者）的熱情，以及廣博的知識和犀利的辯論家的技巧，著手構想一種新的自由市場保守主義。我覺得，他對政策背後蘊藏的哲理比對政策本身更感興趣。他擅長把許多結構草率的論點理清，而不是設想出新穎的方案。但是，他的頭腦清晰有力，他能完全置他人對他的感覺和意見於不顧，這使他和基思形成鮮明的對比，可與基思進行有力的配合。艾爾弗雷德幫助基思把政策研究中心變成了保守黨關於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另一個思想來源地。
我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參與了這件事。不過我從基思那裡了解到，他正在想辦法把他在影子內閣中承擔的政策研究工作轉移到建設性的渠道。３月份，經特德同意，基思建立了一個研究機構，對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特別是西德實行的所謂"社會市場經濟"進行比較研究。特德派亞當·里德利參加中央政策研究中心的董事會（亞當在保守黨的研究部內擔任他的經濟顧問）。除此之外，基思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行其是。極其信奉自由企業的成功的大企業家奈傑爾·文森，負責給中心找辦公地點。後來在靠近維多利亞的威爾弗萊德街找到。主持英國一北美研究協會的西蒙·韋伯利確保中心出版物登載的文章永遠兼顧經濟理論和工商業的實際情況。此後在１９７４年，現在的主任，傑里·弗羅斯特也加入了中心，並為可能是一片忙亂的知識分子們建立了一些行政秩序。其他作出重要貢獻的人還有喬克·布魯斯-格丹和彼得·尤特萊。中心的成功還得益於秘書和廚師的辛勤工作，廚師每周兩次供應倫敦最物美價廉的午餐。（也許並不一定總是價廉的：傑里·弗羅斯特有一次在留言簿上寫道："我們似乎一定要證明一種論斷是假的，即根本就沒有什麼免費午餐。"）中心逐漸成了一大批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家的聚集地。他們並不都是保守黨黨員，但他們都在尋求改變輿論的氣氛和深入了解市場的作用和國家統治經濟的弊端。
我是在１９７４年５月底直接參与該中心工作的。基思是否想過邀請影子內閣的其他成員與他一起在中心工作，我不得而知。如果他邀請了，他們一定沒有接受。他處在一個冒險的暴露的地位，害怕引起特德發火和左翼評論家的嘲笑是參加中心工作的強大障礙。我在這樣的時候跳出來並且成了基思手下的副主任。
政策研究中心是官僚氣最少的機構。管它叫"智囊團"並不合適，因為它沒有使人聯想起任何美國有名的大基金會的氣勢。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感覺到了這一點，他把中心叫作"鼓舞者、變革的載體和政治酶"。最先提出的社會市場方針沒有顯示出特別的效果，最後悄悄地被人遺忘了，只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為什麼英國需要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的概念——像其他過於從字面上翻譯的外來名詞一樣——被一些問題弄糊塗了。僅僅重新表述只有成功的市場經濟才能維持社會進步，可能有這麼簡單嗎？既然有高度的"社會保障"即調節，它在多大程度上顯示出是市場經濟呢？即使它的最著名的倡導者西德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對社會市場經濟在以後一些年的實施情況都明顯地表示了懷疑。
然後，中心乾的事就是大量揭露政府干預造成的徒勞無益和自食惡果的後果。接著就發起在最高知識層進行公開政治辯論，目的在於實現變革，改變輿論氛圍，改變對變革的"可能"性的看法。為了做到這點，必須再次借用艾爾弗雷德的另一句話，"敢於想不可想像的事"。過了不長時間，這種做法開始引起了一些風波。
基思決定要在１９７４年夏秋期間做系列演講，他在演講中將對已出現的錯誤進行自己的分析並指出應該採取的行動。第一次演講於６月２２日星期六在阿普敏斯特進行，這次是為了吸引潛在的基金捐助者。艾爾弗雷德是主要的起草人。但是，和基思的所有演講一樣——除了那個重要的埃奇巴斯頓演講之外——我後面還要談到這次演講——他沒完沒了地散發演講草稿徵求意見。他對所有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認真考慮，每個多餘的字都刪掉，從而使文字很精練。基思的演講一向注重嚴謹的分析和精確的語言，重視的程度勝過講話的風格。就整體而言，這些講演是富有感染力的講究修辭的作品。
這次演講激怒了特德和保守黨權勢集團，因為基思把保守黨和工黨政府所犯的錯誤混為一談，統稱為"３０年來社會主義式的時尚"。上一次敢於說這種話的人是１９４４年海克等的《走向農奴制的道路》。基思搶在一定會對他進行的批評之前，先發制人地承擔了對於當時和以後保守黨所犯錯誤應負的全部責任。他把過去一直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一個個地拿出來批評。在談到瘋狂追求經濟增長時他說："增長是好事，但我們只是不知道如何加快增長速度；更快的增長也許就像幸福那樣、不應該是主要目標而是其他政策的一種副產品。"
他直率他說，公有部門一直在"耗費著私有部門創造的財富"，並對政府"投資"旅遊業的價值和擴大大學的做法表示異議。他譴責社會主義者仇視利潤並指出控制房租和提供公房對勞動力流動造成的危害。最後他談到"混合經濟的固有矛盾，這在主張共識者的眼裡尤其不可饒恕"。這次短短的演講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更多的內容還在後面。
基思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意避免把使英國受到很大損害的一些做法說成是惡意造成的，如過分龐大的國家開支、國有化、經濟的管理控制、稅收和工會權力等。相反，他認為，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出自良好的願望。也許在這點上他是過於大度了，認為別人也和自己一樣有高尚品格。但是，他的明顯的真誠和博愛精神，連同他對過去３０年政治的毀滅性批判一起，增強了講演的實際效果。８月間，他在利斯重新談到這一問題。當時，我本人更多地參與了政策研究中心的活動，參加基思的會議，對他的見解發表看法，並且準備我自己在我最熟悉的教育和社會事務領域的意見和文稿。
從基思和艾爾弗雷德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我重新閱讀了有關自由派經濟學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創新觀點的著作。我還定期參加經濟問題研究所的午餐會，那裡有拉爾夫·哈里斯、阿瑟·塞爾登、阿蘭·沃特斯等人——換言之，都是那些在我們執政期間出大差錯時持正確觀點的人——他們正在忙著為英國規劃一條新的、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道路。我常常與道格拉斯·黑格教授一起吃飯，這位經濟學家後來成了我的一個非正式經濟顧問。
大約就在這時，我還結識了文雅風趣的戈登·里斯，他以前是電視製片人。他當時是保守黨電視形象問題的顧問。我覺得他對電視這一媒體有著異乎尋常的見識。事實上，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大選前夕，我已經和那些我在擔任保守黨領袖的年代裡非常倚重的人建立了大量的聯繫。
基思的系列政策演講共有三次，最後一次於９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