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１３日星期二內閣充滿了憂鬱的情緒，因為每個戰線的危機都在加劇。托尼·巴伯告訴我們，這一天的１０月份貿易數字將顯示出另一個大赤字。人們在談論削減公開開支和提高稅率（最低借貸利率事實上已提高到１３％的創記錄的水平）。看來還得再宣布一次緊急狀態，並且要下命令限制商業建築物照明和取暖用電。甚至還在談論要發石油票。我當時不知道的是這些措施中還包括停止學校取暖用電的計畫；事實上，我只是在第二天無線電廣播新聞中才聽到這一消息。我極為生氣，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政治上愚蠢的行動。另一方面是因為事先沒有與我商量過。我進去找工業大臣湯姆·博德曼，在經過外交家們稱作的坦率交換意見之後，這一措施停止實行。
然而，關於學校取暖問題的不同意見是更廣泛的爭論的一個部分，一直持續到宣布大選之後。當我們要在節約能源的措施問題上做決定時，我們是應當偏嚴些呢還是應當偏鬆些？這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礦工禁止加班加點的命令將持續多久，在甚麼時候或會不會升級為一次罷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工業能夠克服電力短缺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很自然地至少要密切地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影響。但在這方面也存在大量不確定因素。採取最嚴格的節能措施肯定將有助於使一般公眾確信，在國際上出現嚴重經濟問題的時刻，這是由工會的好鬥性引起的真正的緊急狀態。但是，也有這樣的風險，即人民因限制措施而發怒，特別是有些看來不必要的小的措施，如晚上１０點半以後關閉電視廣播的決定。然後，此後的任何放鬆措施，當然又都會遭到批評，說這表明我們過去是小題大作了，而且無疑，首先是保守黨出於政治原因造成的。
１２月初，特德採取了一個精明的行動。他將威利·懷特洛從北愛爾蘭事務部調回，代替莫里斯·麥克米倫擔任就業部大臣，威利既隨和又老練，如果要想找到與礦工的鬥爭的出路，這兩種素質的結合是特別必要的。政府的地位也增強了，因為，也許是出人意料的，由於公眾對礦工的行動很憤怒，民意測驗表明我們明顯領先於工黨。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最好鬥的工會會員外，都擔心對抗將促使大選的來臨。不久，新聞界對這方面的推測開始增多。
１２月１３日星期四，特德宣布實行３天工作周以節約能源。他當天晚上還作了廣播講話。這給人一種危機感，使得全國意見兩極分化。最初，工業產量或多或少停留在原來水平，這本身就說明英國工業不少部門效率低和超員。但當時我們並不了解這一點。我們也不可能知道３天工作周能維持多久。我發現保守黨內部強烈支持政府採取的措施。對幾天以後宣布的削減１２億英鎊公共開支的必要性也是理解的。
在這一階段，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依靠工商界領導人。聖誕節前不久，丹尼斯和我去蘭伯赫斯特參加一個朋友家的晚會。由於削減供電，我們藉助果醬瓶里的燈光上了樓梯。整個氣氛頗有戰爭時期的味道。那裡的商人都一致認為："要反抗他們、奮戰到底、送他們走、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些話在當時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似乎沒有一個體面的或令人滿意的辦法解決糾份。與全國礦工工會的談判沒有任何結果。如果全國礦工工會在此條件的基礎上恢複工作的話，政府提出將立即對礦業和礦工工資的前景進行調查，但這個建議被全國礦工工會斷然拒絕。１９７４年１月９日，英國職工大會在全國經濟開發理事會會議上表示，如果給全國礦工工會提供更多的好處，他們將不把這一點作為解決其他問題的談判依據。托尼·巴伯拒絕了職工大會的這一表示。從而失去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二天托尼向我們解釋說，他認為那是一種宣傳伎倆，而不是一個嚴肅的表態。儘管後來內閣同意繼續就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進行工作，邀請了英國職工大會的人到唐寧街１０號來舉行了幾次長時間的會議，然而損失已經造成了：看來好像我們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我們如果接受了職工大會的表態，我們的處境會好些，會使英國職工大會為難。事實是，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無疑使我們處於被動地位。這一事件給我的教訓是，在其後果未得到充分權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絕任何錶態。
在福拉德街我家的寓所里，丹尼斯和我在燭光下談論著政府當時所處的困境。很清楚，政府犯了許多錯誤。而且，如果我們想辦法度過了當前的危機，那就必須對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然而，無論我們已經採取的做法有多麼不同，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場我們必須獲勝的鬥爭。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工會和工黨支持的礦工，正在違抗議會制定的法律。那些鬥士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垮政府並一勞永逸地表明，英國只能按照工會運動的意向進行管理，這一點不僅是我作為保守黨內閣大臣不能容忍，而且其他千百萬看到國家基本自由受到威脅的人也不能容忍。丹尼斯和我，我們的朋友和大多數我們黨的工作者們都感到，我們現在必須接受挑戰，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舉行大選並贏得大選。從這時起，我一有機會就極力倡導這一見解。
然而，特德·希思的態度使我感到吃驚和困惑。他似乎脫離了現實"他更關心第三階段的前途和石油危機，而不是政府的生死存亡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內閣的討論集中於策略和細節，從來不談根本性戰略。這種內容的討論也許可在其他場合進行，但我說不準。無疑，他們缺乏緊迫感，令人不可思議。我想，這是由於特德心裡想拚命避免進行大選，因而不願嚴肅地考慮舉行大選的可能性。最後，也許正如我們有些人猜想的，由於他的核心成員對這個問題意見分歧，他終於在１月１４日，星期一分幾批把我們召到唐寧街１０號他的書房去見他。
到這時，我們離２月７日——最好的、最可能早的日期——大選的最後限期沒有幾天了。在我們這一批去唐寧街１０號的人中，主要是約翰·戴維斯和我發表講話。我們二人都強烈地勸說特德面對事實，不能讓工會這樣違抗法律和民主選舉的政府的政策。我們應及早舉行大選並問心無愧地為"誰統治英國"的問題而進行鬥爭。特德很少講話。似乎他要我們來只是為了走形式而不是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我看得出他不同意我們的意見，雖然他沒有這樣說，我離開時感到沮喪。我仍然相信，如果他早一些舉行大選，我們可能有突破，因為我們有可能將競選運動集中於工會權力問題。
１月２４日星期四這一天內閣開了兩次會。當時擔任能源大臣和黨的主席的彼得·卡林頓主張對電力限制放寬些。但是，由於上邊我所說的原因，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對這種建議感到優慮。那天晚上舉行的第二次內閣會議是在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為罷工決定進行投票後舉行的。這或多或少使形勢發生了變化，更加有利於採取謹慎從事的態度，儘管對限制措施稍有些放鬆。我感到，贊成罷工的票可能占多數，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接下來就要進行大選運動了。
下一個星期三，１月３０日，礦工投票結果尚未揭曉，內閣召開了緊急會議。特德告訴我們內閣已經收到了工資委員會關於各種工資比照級差的報告。問題是，我們是否接受這個報告並建立一個新機構以便調查因"比照級差"而提出的工資要求。礦工們一向揚言要求提高他們的比照級差工資——因此他們拒絕了特德提出的"社交時間加班工資"，而且這一提議適用於所有倒班的工人。工資委員會的報告可能為他們在收入政策範圍內解決問題提供基礎——尤其是因為該報告特別支持這樣一種意見，即由於"外部事件"而使某種工業的重要性產生的相對變化，也可作為決定工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迅速增長的石油價格正是這麼一個"外部事件"。
我們感到政府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建立處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的機構。不這樣做會讓人看來似乎我們在極力設法阻止礦工問題的解決，何況我們已經接受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問題的報告。而且當時很可能舉行大選，我們的每一步驟都要考慮公眾輿論。
但是，對於如何做到這一點，還有重要的策略問題。我們可以把要求英國職工大會接受工資政策的原則作為條件。我們可以規定，在工資委員會進行調查時，礦工要復工並接受國家煤炭局現在提出的條件。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條件並非不合理，但是英國職工大會和全國礦工工會卻很可能不接受。
特德和幾個大臣一起起草了給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信，信中提到把礦工接受當時國家煤炭局的條件和復工作為條件。該信邀請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進行談判。我猜想特德對這封強硬的信稿並不那麼高興。在心靈深處他想要把問題了結，而且直到最後時刻他還相信他會取得成功。但是到這時，甚至他在內閣中最親密的朋友都想要與礦工見個高低。政府核心集團內部的分歧在提前大選的問題上已經暴露出來。我想，起草上述信件的小組內也存在同樣的分歧。
最後，內閣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