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夏天，繼通貨再膨脹和對工業進行干預之後，新經濟方針的第三方面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來。這就是企圖通過與工業聯合會和英國職工大會進行三方談判，就物價和收入問題達成協議。我們儘管沒有明確的工資政策，但自１９７０年秋天我們制定了工資增長不超過１％的政策以來，我們就一直生活在一個"規範"的世界中。我們制定此政策就是希望能降低現行工資談判中提出的增資"幅度"。礦工問題的解決辦法引人注目地破壞了這項政策。但特德得出結論認為，我們應進一步向前走而不是後退。從１９７２年夏天開始，我們的目標是制定更加複雜的物價和收入政策，而且決策的中心越來越離開了內閣和議會。因此，我只能部分地敘述事情的經過。內閣僅僅能從特德那裡聽到實際上在其他地方制定了什麼政策，而大臣們日益陷入多變的、複雜的工資談判的細節中。政府一方面對工資的細節的關心達到執迷不悟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在最後達成的交易上又表現得無能為力。事實上，最重要的結果是使大臣們分散了精力，忽視了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當我們應該向前看，看到那些正在出現的威脅時，卻被無關緊要的小事蒙住了眼睛。
從７月初至１０月底，政府與英國職工大會和全國工業聯合會進行了三方談判。在這期間政府在用壓低工資要求來控制通貨膨脹的目標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然而，它卻使我們在其他方面滑坡了。英國工業聯合會提出爭取英國最大的２００家公司"自願"限制價格，將下一年的價格增長限制在５％之內。作為交換條件，我們著手將國有化工業的價格增長控制在同樣水平，其代價是高昂的，這是自尋失敗的政策，意味著這些國有化企業繼續賠本。而英國職工大會利用在三方會談中賦予它的作用，自己另搞了一套經濟政策。與我們當選時承諾的政策完全相反，它們要求採取行動降低公房租金（這將破壞我們打算使租金接近市場水平的住房財務法案）。它們要求控制利潤、紅利和價格，目的是從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得好處（換句話說就是實行社會主義）。他們還要求廢除勞資關係法。對英國職工大會９月份舉行的年會提出的這些要求，特德都是相當認真對待的。他需要研究使低收入工人的工資得到提高，但不會帶來其他工人工資也相應提高的方法。換句話說，我們全盤地走到了社會主義陣地上來，即低收入——無論怎樣定義——是一個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場的作用來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政府建議下一年工資的增長限於每周２英鎊，同時工業聯合會同意在同期內價格增長最多不超過４％，並同意延長政府的５％經濟增長"目標"的期限。
無論如何這是不夠的。英國職工大會不願意——也許不能夠——限制工資增長，１０月底，我們在內閣中對從這時起進一步走向法定政策的論點進行了詳盡的討論，持這種論點的人主張從凍結工資人手。我們當時的心態是異乎尋常的，就我的回憶來說，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內閣中沒有任何人由於這恰恰是我們在１９７０年大選的宣言中拒絕考慮的政策而提出過反對意見。然而，沒有人可以指責特德不願多走一步。他只是極不情願地承認英國職工大會是無法說服的。因此，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３日星期五，內閣作出了實行法定工資、物價政策的重大決定，並以凍結物價和收入９０天為開始來實行這一政策。特德的話最為真實無誤了，他作總結時警告說，我們面臨著一個多事之秋。
隨著經濟政策的調整，內閣也進行了改組。莫里斯·麥克米倫——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兒子——已從１９７２年７月開始從羅伯特·卡爾手中接過了就業部。後者在內政部代替了雷吉·莫德林的職務。現在特德提拔他的年輕追隨者了。他派彼得·沃克去代替約翰，戴維斯在貿易和工業部的位置。並提拔吉姆·普賴爾為下院領袖。傑弗里·豪，一個天生的經濟自由派，進入了內閣，得到了管理物價和收入政策的苦差事。傳說還曾考慮派我擔任這個職務，如果確有其事的話，我只能感謝沒有派我干這個差事。
越來越多的后座議員認為，新政策是一個走得大遠的１８０度大轉彎。當伊諾克·鮑威爾在下院問首相是否發瘋了時，在公開場合他受到了冷遇，但許多人私下裡同意他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堅決反對我們政策的人，像尼克·里德利、約克·布魯斯一格爾丹和約翰·比芬等被選為重要的后座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而且愛德華·杜坎，黨內的右派、特德的不共戴天的反對者成為保守黨后座議員１９－－２２年委員會的主席。
由於第一階段凍結結束了，我們設計了第二階段。這就是將工資和物價凍結延長到１９７３年４月底；１９７３年５月以後的半年多時間內工人可企望每周提高一英鎊的工資，但不超過４％，總共全年工資提高不超過２５０英鎊——這是為照顧低收入者而設計的方案。為實施這項政策成立了一個工資委員會和一個物價委員會。
我們的后座批評家們比大多數評論員更有見地。這些評論者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對工會的不負責任行為的明智和務實的回答。在最初的日子裡，似乎這些評論貝們是正確的。３月底，煤氣工人對此政策的挑戰被擊敗。礦工，正如在他們前一年大幅度提高工資以後我們所希望和期望的，４月５日投票拒絕了一次罷工（違反他們的執委會的建議）。由於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急劇下降。失業人數是１９７０年以來最低的。一般說來，政府的氣氛越來越輕鬆了。特德戴上了他那集體主義的新帽子，比他戴著用塞爾斯登喬裝起來的帽子時明顯地高興多了。
我們的思想感情應當是很不同的，１９７２年３月的通貨再膨脹預算，以及它所代表著的放鬆銀根的財務政策的影響，如今已經很明顯了。財政部至少已為大大超過５％經濟增長率開始優慮，顯然這是不可能持續長久的。貨幣供應量，如以貨幣供應量之三（Ｍ２）（廣義貨幣）來計量，增長得太快——儘管政府主張的貨幣供應量之一（Ｍ１）（較狹義貨幣）增長的不那麼快。１９７３年３月的預算對冷卻過熱的經濟毫無作用，而且由於需要降低物價和其他費用以便支持"反通貨膨脹政策"而變得極為不正常。人們按照自己的希望，把物價與收入政策稱為"反通貨膨脹政策"。在５月，大家同意少量降低公共開支。但這太少了，也太晚了。儘管１９７３年上半年通貨膨脹已有上升，最低借貸利率仍不斷下降並實行了一種臨時性的抵押貸款補貼。首相也發出命令，作好對抵押貸款利率進行法定控制的準備，如果在補貼取消後建築協會還不能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的話。這些異想天開的方案只起到分散我們注意力的作用，使我們沒有感到需要解決日益增長的貨幣供應松馳的問題。只是到了７月時，最低借貸利率才提高，先是從７．５％提高到９％，然後提高到１１．５％。在１９７３年６月的民意測驗中，我們竟然自１９７０年以來第一次領先於工黨，但在７月的補選中自由黨從我們手中奪去了埃里和里彭選區。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在政治和經濟上得到報應。
１９７３年夏天，特德與英國職工大會舉行了更多的談判，尋求對第三階段的一致意見。具體工作由一個以特德為首的大臣小組來進行，我們其他人對情況了解甚少。當時我也不知道他們已經在密切注視著礦工可能發生的問題。我想，像我的大多數同僚一樣，我認為他們的非分要求已經得到滿足，不會回來再提更多要求了。
可是，我希望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重視增加煤炭儲備問題，以防發生另外一次礦工罷工的可能性，無論這次罷工是多麼遙遠。礦工或者應被安撫，或者應被擊敗。然而，儘管政府善於打專家治國的官腔，卻極為缺乏戰略意識。特德明顯地認為不必具有戰略意識。因為，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他與喬·戈爾姆萊在唐寧街１０號的花園裡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見，他認為已經找到了收買礦工的方案——為"社交活動時間加班"額外付酬。但這種辦法失算了。礦工的要求在第三階段內不可能得到滿足。
內閣於１０月份按時批准了第三階段白皮書。這份白皮書非常複雜，它代表了希思政府集體主義的頂峰——如果這個措辭是正確的話。工資的增加幅度限於每周２．２５英鎊或７％，工資提高按年計算最多不得超過３５０英鎊。關於倒班工人的"社會活動時間加班"付酬的規定是複雜的，而且為關於生產率的協議和婦女合同工付酬的措施額外支付留有餘地。此外，在通貨膨脹達到規定的水平時還確定了"最低報酬"——我們對未來的通貨膨脹率作了樂觀的估計一一還對領取養老金者給以補助，對第二次購房者給予新的抵押貸款津貼。但是，新增加的最重要的內容是規定工資委員會須對各類工人之間付酬的"比照級差"進行調查，目的是在第四階段消除音樂不均。你可能認為，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都考慮到了。但是，正如過去實行的工資政策的經驗應當說明的那樣，你可能惜了。
我對這項新的詳細的工資政策的唯一直接參与是經常出席有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