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心全意主張英國加入歐共體，原因已在前面簡述。戴高樂將軍於１９６９年４月離開愛麗舍宮使形勢發生了變化。他的繼承者喬治·蓬皮杜熱衷於英國加入歐共體；而在海峽的我們這一邊，當然沒有比新首相特德·希思更熱衷於此事的了。從來沒有人懷疑剛剛上台的保守黨政府會採取什麼立場；也沒有人懷疑政界各派中會有許多人反對這一立場，其中包括許多最有影響的成員，如邁克爾·富特，彼得·肖爾和伊諾克·鮑威爾。但是，無論是出於各種高尚的還是低下的原因，工商業界、新聞媒體和流行的輿論都普遍表示強烈支持。
正式談判於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底在布魯塞爾開始。傑弗里·里彭向特德和一個內閣委員會彙報情況，有時也向我們全體內閣成員彙報。１２月份，我們兩次詳細討論了英國對歐共體預算問題的談判立場。無疑，加入歐共體的財務支出會是很高的。估計，我們可能指望的最佳方案是：英國所繳納會費的毛額占歐共體總支出的１７％，有５年的過渡期和５年之後的３年所謂調整期（以便使百分比保持在１７％）。為了防止不可避免的批評，傑弗里·里彭還希望談判制定一條特殊複審條款，以便當應對歐共體預算繳納的凈會費變得使我們負擔不了時，我們可以引用。但他似乎對這點不大重視，並認為，無論是否有正式的複審機制，我們都能夠重新提出這一問題。
當時特德說，沒有人認為這一負擔是難以忍受的以致我們應中斷談判。這樣他就解決了關於加入歐共體費用的討論。但是，整個財務問題還是應當進行更加仔細的考慮。這一問題是以後的十多年期間英國與歐共體關係中的主要問題，而且證明不那麼容易重新進行談判。雖然在進行加入歐共體談判期間，歐共體發表了一項聲明：如果在當前的歐共體內或擴大了的歐共體內出現一種令人不能接受的形勢，歐共體的生存將要求有關機構找到相應的解決辦法。英國應繳納的費用還是在很炔地增長。１９７４-１９７９年的工黨政府在縮減這筆費用上未取得任何進展。這件事留給了我以後去做。
１９７１年５月初內閣又討論這件事，這時據報告說談判已陷入僵局。當時有些未解決的難題：紐西蘭產品（奶油和羊肉）和英聯邦的糖的優惠協議問題，還有法國人在英鎊作為一種國際貨幣的功能問題上打太極拳。但是預算仍然是真正的問題。我們對於可提出什麼樣的交易條件有這樣的想法：許諾削減由共同農業政策導致的費用並建立區域發展基金，這樣英國可從中得到超出比例的好處。這仍然不是我們所想要得到的解決辦法——而且無論如何承諾是不能兌現的——當時我們沒有人預料到這項負擔將會多麼大。特德告訴我們，他計畫在巴黎與蓬皮杜總統舉行首腦會談以結束辯論。內閣的討論就這樣結束了。
特德用了兩天時間與法國總統會談，鑒於過去與法國之間存在的困難、這次首腦會談被看作是他的一次真正的勝利。此後的談判迅速完成——共同漁業政策除外，這個問題用了好多年才解決——有關條款於下個月由內閣批准。議會能否通過還是問題，因為兩黨內部都存在深刻的分歧，而且工黨改變了它過去對英國加入歐共體的支持態度，聲稱當前的加入條件是不能接受的。最後，政府決定保守黨一方在是否加入共同體這個原則問題上進行自由投票。這使工黨很難堪，特別是６９名工黨議員不顧他們自己黨的命令而投了贊成票，使得贊成加入共同體的票達到了１１２票的多數。但是，當涉及條件而不是是否加入的原則時，辯論遠沒有獲得勝利。１９７２年２月對歐共體法案進行二讀時只以３０９票對３０１票通過，自由黨支持了政府，而且保守黨議會黨團督導員們施加了強大壓力。該法案於１０月份成為立法。
當時很少惹人注意的問題是主權問題，包括國家和議會的主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１９７１年７月內閣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些討論，只是討論了在白皮書中對加入歐共體的一般表述。文件中經過討論後的段落——第２９-３２段——現在可以對照事態的發展來閱讀，顯然是以巧妙的混亂來掩蓋根本問題的突出範例。特別是有兩句話堪稱傑作：
沒有國家基本主權受到侵犯的問題；現在提出的建議是為了大家的利益而分享和擴大各自國家的主權。
習慣法將仍然是我們法律體系的基礎，而我們的法院將繼續像現在一樣運行。
我自己當時對這些問題也沒有特別深入的了解。當時我感到，我的同僚們也這樣認為，伊諾克·鮑威爾和其他人提出的關於主權的論斷，是把理論性論點作為辯論手段使用。
在對該法案第二條進行辯論時，傑弗里·豪作為副檢察長在簽復德里克·沃克-史密斯的批評時，對這件事似乎作卞令人滿意而信服的說明。他說，"說到底，如果有人建議［歐洲共同體法案］整個廢除，議會的根本主權必然絲毫無損"。他還自問："如果將來議會通過一項法案，無意間或多或少地與共同體法案相抵觸，那將會怎樣？"傑弗里說："法院會設法按照傳統的辦法根據我們的國際義務來解釋法規。"但是，如果二者不能協調又該怎麼辦呢？他繼續含蓄他說：
無路可走時人們只能作到這種地步，使不可迴避的和永久存在的議會主權與下面的前提相協調：即我們應當履行我們的條約義務以保證給共同體法以優先地位……如果無意中這種矛盾產生了，那就要由當時的政府和議會來考慮了……
歐洲法庭裁決１９８８年的商船運輸法違反羅馬條約，這就使得我們不可能再拖延對這些問題的考慮了。
然而，並不是這個問題使得共同市場成為政府面臨的難題。主要的政治錯誤在於我們過高估計了參加歐共體帶來的好處。在政府本身，這一傾嚮導致大臣們制定並容忍了不健康的政策。為了"裝備"英國工業以應付歐洲的挑戰，有人說有必要提供補貼和進行干預——這種思路在１９７２年關於預算的講話中得到了支持。更糟糕的是，放任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被看作是正確的。根據是，高水平的經濟增長——約為５％左右——現在可以在約３億人口的新歐洲市場內持續下去。也有人認為，來自歐洲的競爭將迫使工會採取較為負責的行動。至於一般公眾，對加入共同體帶來利益的期望提高了——然後又大為失望，因為由於經濟情況惡化工業的混亂情況更加嚴重了。然而，白皮書許諾："參加擴大的共同體將導致英國工業的效率和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同時，投資率將提高，實際工資也將更快地增長。"
英國加入共同體的談判成功並得到議會批准，似乎對特德·希思的心理產生了影響。他對歐洲的熱情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激情。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激情又發展到痴迷的程度——那些大人物和善良的人們也日益痴迷起來。人們越來越少地談論什麼是英國的最大利益，而更多地談論做一個好歐洲人的重要性。
權勢集團中有一種歡快的情緒。這種情緒到１９７３年１月份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而舉行的"鼓吹歐洲人的慶祝活動中達到了頂峰。在由英國和國際人士在皇家歌劇院舉行的節日盛會中我們以前的隔壁鄰居西比爾·桑代克朗誦了布朗寧的詩。之後，丹尼斯和我應邀參加了在蘭開斯特大廈舉行的數百人出席的國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幾年前在特德的一次唐寧街晚宴上唱的兩支小曲："所有的生靈都興高彩烈，心曠神怡"，"尤其顯得匆忙中講述的故事已經晚了"。
另外一個失去許多保守黨支持者的問題是移民問題，特別是在西米德蘭。正如我已指出的，特德和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方針事實上是極為堅定的，１９７１年３月二讀通過的移民法案提出了一個控制英聯邦公民和外國人的單一體制，同時給予"國民"即那些有居住權的人自由入境權。很清楚，對自願移居英國者給予批准的承諾實際上擱置起來了。但是。到底這種體制對移民的凈額有多大影響還是值得懷疑的。
１９７２年８月麻煩來了，當時烏干達總統伊迪·阿明宣布大批驅逐那些獨立後仍審慎地繼續持有英國護照的亞洲人。９月份，整個一次內閣會議都用來討論烏干達的亞洲人問題。我們心底里都在想，在肯亞和坦尚尼亞持有英國護照的亞洲人現在也有可能被驅逐出境。當我到內閣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應當堅持我們宣言里的承諾，即不應"再有更大規模的移民"。但特德一開腔就說，"我們不可能拒絕接納這些被驅逐出境的英國護照持有者。總檢察長波得·勞林森解釋說，按照國際法，我們有義務接受他們——如果不考慮國內的移民法的話。這以後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爭論了。後來我感到，從其他方面來考慮，這項決定是正確的。這就是我們無法規避我們的人道主義義務——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接受這一義務。我看到來到我的選區居住的亞洲人是令人欽佩的勤奮的人民。而且這一措施確實被證明是嚴格控制移民規則的一個例外，而不是走向放棄這條規則的第一步。
然而，我的直覺準確地反映了黨的感受。黨內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