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１９７０年夏天和秋天很多困難向我們突然襲來，我們的頭腦中還完全沒有出現憂鬱的想法。事實上，特德·希思、托尼·巴伯、羅伯特，卡爾、約翰·戴維斯等人正以極大的熱情開始實施他們激進的改革方案，而內閣中的其他成員則是熱情的啦啦隊長。
首先，政府決心著手削減公共開支。（事實上，這是整個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期間唯一持續在內閣一級進行審議的一個問題。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的削減是匆忙進行的，沒有在內閣詳細討論。）討論於７月底開始。大家一致同意的目標是對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度的計畫開支凈削減１７億英傍，而且特德還散發了一個關於經濟形勢的文件以表明他對這一戰略的承諾。削減的開支多半在工業方面，但我已經指出，在教育部內在開支問題上也會有一場戰鬥。投資補貼取消了。工業改組公司將關閉。飛機和航天工程將受到最嚴格的審查。甚至耗資巨大的協和式飛機項目，主要由於歐洲政策的原因，也要暫緩執行。這是一項大規模的自由市場經濟項目。這樣在１０月份就有可能制定一項減稅預算。根據該預算，標準所得稅率比原來的一英鎊收８先令３便士（摺合新市約為４１便士）降低了６便士，並且從下個財政年度開始對公司稅進行削減。
我們經濟計畫中的另一重要環節也毫不遲疑地提了出來——勞資關係法案。該法案的框架已經是大家熟悉的了：這是我們作為反對黨時制訂出的最詳盡的政策的一個領域，而且早在１９６８年我們就發表了我們的方案。它試圖雄心勃勃地、全面地為勞資關係提供一個新的基礎。其主要原則是，集體談判達成的合同在法律上應當是強制性的，除非參加談判各方做出其他決定，而且歷史上工會在民事訴訟中享有的豁兔權應大大縮小，而且只限於那些其章程符合一定最低標準的工會（註冊工會，）。
有關這一法案的案件將由一個新的司法系統即產業法院和法庭來處理，其上級機構為高等法院的一個分支——全國勞資關係法院。該法案也賦予就業大臣新的權力，即當談判破裂時，作為最後的辦法，可要求全國勞資關係法院命令推遲勞工行動，最長為６０天的"冷卻時期"——或要求發出有關工人在舉行罷工前須進行無記名投票的命令。
該法案儘管受到左派方面的敵視，實際上在很多方面對工會運動是積極有利的。在英國的法律中將第一次規定工會享有（或不享有）某種法定的強制性的權利。對不公平的被解僱者也將有法定的保護條款——這在英國法律上也是一條新原則。最後，該法案將廢除過去立法中規定的煤氣、水、電工在合同有效期內罷工為刑事犯罪的條文。
當時我是該法案的強烈支持者，儘管我對某些特定部分持有懷疑，如對有關重要服務部門的規定。我們大家意識到，前工黨政府在工會和黨內的壓力下，從它為改革工會而提出的"取代衝突"的方案後退了。因此，我們進行必要的改革的決心倍增。
回想起來，該法案的基本原理是混亂的。它假定，如果工會權力從總體上得到確認，那麼工會就要在勞工行動方面規範它們的會員行為，例如減少未經工會同意的"野貓罷工"，並且以美國的模式有節制有秩序地使用它們的勞工力量。但法案也包括一些加強個人權力而對工會不利的條文。因此，該法案的指導思想一部分是總體主義，一部分是自由主義。
具體來說有４個缺陷。第一，該法案漏洞百出。如果僱主不承諾協議在法律上不是必然具有約束力，工會就可用拒絕在協議上簽字的辦法有效地躲過了法律制裁。工會還找到了一個有效策略，使該法案企圖改變英國勞資關係的奢望落空——許多工會索性撤銷了註冊，然後繼續我行我素，好象它們仍然享有過去的豁免權。對遭到它們的活動損害的人，不承認他們有權起訴。而且即使在少有的情況下受到起訴，它們也蔑視法庭。
第二，我們對勞資關係法如何與我們的總體經濟戰略配套還不清楚。我們走向自願收入政策的行動——始於被稱為Ｎ-１，的政策八該政策在勞資關係法案提出之前即開始實行——增加了發生工資爭議的機會，並使羽毛未豐的勞資關係法案處於巨大的壓力之下。最終，為了與工會在工資問題上縫縫補補達成交易，勞資關係法案被擱置起來，至少是暗中擱置起來了。
第三，如果我們想在這麼大程度上依靠法律來改善勞資關係的氣氛，我們就應該避免建立那麼多新的機構，設定那麼多新的程序。這會使我們的對手認為這是針對他們的。而當我們行使新的權力，規定冷卻時期，執行罷工前必須進行無記名投票的規定時，這些做法會立即聲名狼藉，因為這樣會使分歧升溫，決定是否罷工的投票結果又會對我們不利。
最後，我們天真地認為，我們的對手會像我們一樣遵守規則。"特別是我們認為，對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不會有群眾性的反對，也不會像１９７２年礦工罷工那樣群眾性地違反刑法。我們沒有認識到我們是在與不講道德的人進行鬥爭，他們的主要目標不是勞資關係而是政治。如果我們當時了解這一點，我們會採取步步為營的方針，在我們的勢力範圍內，按照我們規定的時間表進行鬥爭，正如１９７９年以後我們做的那樣。直到後來成為反對黨領袖時我才認識到，極左派滲人工會領導層的程度有多麼深，而且為什麼５０年代後期保守黨的小冊子中提到的那股巨人的力量，現在這麼被無情地利用著。共產黨員們知道，他們不會再回到議會了，因此，他們選擇了以進入工會運動的領導來推進他們的事業的辦法，威爾遜政府和希思政府都曾與工會對抗過，然而都失敗了。如果最初不對工會權力挑戰，工會的影響也不會有現在這麼大。
但是，在這一初期階段我們還是在努力向前邁進的。１９７０年１０月，羅伯特·卡爾告訴英國職工大會說，勞資關係法案的主要部分是不能談判的。該法案發表了，並於１２月通過了二讀。１９７１年２、３月份發生了針對該法案的群眾性抗議和罷工。工黨使用一切計謀反對它、但在１９７１年８月，該法案終於編入了法典全書。職工大會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命令其下屬工會撤銷註冊。因此，現在就要看該法案於１９７２年２月底生效時實際效果會怎樣——革命、改革還是一切照常。我們不久就會知道。
同時，還有其他問題令我們關注。有時有人認為一這次是伊諾克·鮑威爾認為——政府航天部於１９７１年２月接管羅爾斯——羅埃斯公司的決定標誌著第一次１８０度大轉彎。這並非如此。在該公司通知政府它面臨著不可克服的財政困難前不久（由於為它的三星式飛機製造ＲＢ一２１１型引擎而與洛克希德公司簽訂的合同的費用不斷上漲），我的選區的一名選民告訴我，他為該公司感到憂慮。我請丹尼斯為我查一下數字。有一天晚上我口家看到他被公司６年的帳本包圍著。他告訴我，羅爾斯一羅埃斯公司將研究與開發費用當作成本，而不是放在損益帳上。這說明了真正的問題所在。
幾天以後我突然被召去參加一次內閣會議。我在內閣候見室內看到航空大臣弗雷德·科菲爾德在那裡等候。我問他："你在這裡做什麼，弗雷德？"當他憂鬱地回答"羅爾斯-羅埃斯"時，我並未感到吃驚。他的表情說明了一切。在那次會議上我們聽到了問題的全部情況。根據丹尼斯告訴我的情況，我確認了科菲爾德的分析。這使得我們同僚們很驚訝。我們未經很多辯論即決定讓該公司自己停業清理，但將其航天部門國有化。在這以後的兒個月期間，內閣又進行了更加複雜的討論，因為我們與洛克希德之間又對最初的合同進行重新談判，而該公司財政當時也處於困境之中。人們可能會對因此而需要提供的條件和款項提出爭議——而且確實有人這樣做了。但我不認為我們之中任何人懷疑，出於國防考慮，我國保持本國製造飛機發動機的能力是很重要的。當然，從長遠看，這隻"跛足鴨"在我當首相時又重新獲得力量，飛回到私營部門。
羅爾斯-羅埃斯糾紛是短暫的。一年之後發生了嚴重的經濟政策１８０度大轉彎，表現在通貨再膨脹、對工業的補貼、物價和收入政策等問題上。然後在議會中保守黨右翼內部開始分裂。許多議會外的保守黨支持者也出現分歧。為了打開成功的局面而進行的這些政策上的１８０度大轉彎的失敗，進一步分裂了保守黨並造成了其他後果。它造成了一個通貨膨脹高潮，而通貨膨脹又使得資產價格飛漲，並大大地鼓勵了勝負難卜的金融投機，從而玷污了資本主義，也一同玷污了保守黨，儘管許多人否認這一點。我將很快回頭再說，導致這一切的經濟形勢。但是，重要的是不能低估兩個非經濟問題對保守黨的影響——歐洲問題和移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