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在大學學生會經費問題上出現了新的激動情緒，因此不管對我維護建設小學計畫的讚揚是否合理，這個問題很快淡化消失了。與學校供應牛奶問題上的爭論不同，學生會經費問題主要是左派運動中的強硬派組織的一次運動，因此政治上的危險性較小。但是它極為猖狂，它的矛頭不僅是針對我的。我的女兒，正在倫敦大學學院念法律的卡羅爾，也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使我感到慶幸的是，她當時住在家裡。
在歐洲和美國，這都是"學生革命"的高漲時期。現在回過頭來看，作為這場運動特點的幼稚馬克思主義和自私自利要求竟然得到如此多的關注，實在是異乎尋常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６０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發展，那時青年人被認為是透徹理解人類狀況的源泉，於是很多學生希望大家尊重他們的意見。
然而，當時的學生抗議運動根本不是社會進步的先導，它只是一個即將消失的世界現象。大學在６０年代增加太快，許多大學的水準下降，傳統特點消失。而且，這種現象正好發生在市場原則退卻的時候，幾乎普遍設想人人都有權得到一份工作，國家也有能力讓每個人就業。因此，這些沒有根基的年輕人既缺乏他們５０年代前輩具有的權威，又不具備８０年代學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所需的紀律性。
左派運動設法控制了許多學生會，因此也把持了撥給學生會的公款，他們用這些錢開展破壞活動。這種做法激怒了普通納稅人，甚至激怒了許多隻希望好好學習的學生。這裡有兩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第一，學生會的經費；第二，學生會的活動。關於第一方面的問題，學生會經費的主要來源是地方教育當局依法必須提供的會員費。學生會會員通常是強制性的；會費是直接撥給學生會的。關於學生會的活動，有些學生會利用這種方便條件，常常不顧學生會章程和會員的意願，把收入用於派性目的。
１９７１年７月，我向內閣的內政和社會事務委員會提出改革建議。我本來考慮設立一名學生會登記員，但這樣做需要通過立法程序，於是我僅僅提出了比較溫和的建議。今後，學生會會費不再包括在應付給大學的經費之內；稍稍提高學生助學金，使學生能按自願原則參加某些俱樂部或社團；學生會所需設施由各學校負責提供；學生會的設施向所有學生開放，不管他們是否是學生會會員。這些改革除了能解決公款的使用問題外，還將消滅學生會的"封閉式工廠"性質，這種性質原則上是非常令人討厭的。內政和社會事務委員會不準備立即支持我的建議，但是我又重新提出那些論點，而且充分認識到可能會引起很大爭論，結果取得委員會同意。
比爾·馮·斯特勞本齊是直接負責磋商這些建議的國務部長，可是學生很快把我當作最仇恨的攻擊對象。我不論到哪裡都受到一群群學生的圍攻。１１月初我在利茲大學參加一所新建築奠基儀式時，大約有５００名學生企圖用大聲吶喊把我壓倒。這個月晚些時候，我在倫敦伊麗莎白女玉大廳發布南岸工業大學命名文件時，遭到２０００名大聲叫喊的學生阻撓，當地不得不出動十幾名騎警保護我的汽車。１２月，抗議學生利用放假組織了一次全國性抗議日，各大學焚燒了我的模擬像。
這時候，許多大學的校長和學校當局對學生的抗議採取默許態度。愛德華·博伊爾甚至在利茲大學學生群眾大會上宣布他反對我的建議。既然這些建議只是提出來供磋商的（雖然發生的情況顯然不能用"磋商"二字來描述），完全有可能讓學生的情緒冷卻下來並推遲採取行動。我就是這樣做的。主要問題是，如果大學當局自己不準備維護大學的價值並行使其權威，改革計畫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當時一部分學生在神經緊張的學校當局的縱容支持下，開始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大學裡不容異說的狀況７０年代初達到了最為狂暴的程度。可是，同樣的審查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只是不如過去明顯而且更加制度化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