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部工作幾年，至少在一個方面為後來擔任首相作了極好的準備。我不斷遭受猛烈攻擊，而那些攻擊與我的過失幾乎沾不上邊。
但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我前面講述了關於文法學校與綜合學校的爭論。然而這些爭論給我帶來的麻煩不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許多人——不僅是保守黨人一同意我的做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在其它方面給不少人帶來了好消息。例如，有人以溫和的方式讚揚我挽救了開放大學。在反對派方面，伊恩·麥克勞德和愛德華·博伊爾都曾公開表示反對舉辦開放大學，他們認為有許多教育機構比它更需優先得到政府幫助。競選宣言並沒有提出取消該大學，很多人卻希望讓它死亡。但我對被稱作"空中電波大學"的概念真心感興趣，因為我認為這是一種能使更多人廉價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徑，因為我認為特別是實習教師能從中受益，因為我非常關心用技術手段給學生創造接受最良好教育的機會，尤其因為它給許多人提供了一生中第二次受教育的機會。不管怎樣，這年秋季開放大學即將招收第一批學員，停辦會造成很大經濟損失，同時使許多人的學習希望破滅。在此情況下，我同意暫時減少招生人數並開闢其它節約經費途徑，以此為條件，我的內閣同僚們允許開放大學繼續辦下去。
１９７０年秋，對政府開支問題討論得很多。財政部開了一張緊縮教育經費的單子——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學校膳食和牛奶實行收費。根據我自己在格蘭瑟姆念書的經驗，我知道使用圖書是多麼重要。因此，我說服內閣取消圖書館收費的建議，同時勉強同意博物館和畫廊收取門票（保留每周一天免費開放）。但要求削減更多開支的壓力繼續存在，我不得不列出首先削減開支的項目單子。
我不得不承認，學校提供的膳食和牛奶是可以首先考慮的節約開支項目。有條件的家庭似乎沒有理由不為負擔學校膳費多作一些貢獻。我想，只要我能表明節省下來的一部分錢將用於建設初等學校的計畫（這是我們已經確定的優先項目），我就可以為削減學校膳費進行辯護。在教育部的預算範圍內，理應先安排教育方面的開支，後安排"福利"方面的開支，"福利"方面的開支原則上應由基思·約瑟夫的社會服務部負擔。
至於學校供應牛奶，對於從健康需要考慮供應牛奶有好處，早已存在不同看法。我在亨廷托爾路上小學的時候，我父母為我在學校里喝牛奶每周付兩個半便士，對此毫無怨言。到１９７０年，已經沒有哪個家庭困難到如此程度，以致學校供應的牛奶成為維持孩子營養必不可少的食品。托尼·巴伯（伊恩·麥克勞德去世後，他於１９７０年７月接任財政部大臣）要我全部取消學校免費供應牛奶。但出於政治和福利方面的考慮，我比較謹慎。我設法將界線劃在：提高學校膳食的價格，同時對年滿７歲的小學生取消免費供奶。為防止招致不滿，這些溫和的改革還附加了一條規定：因醫療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兒童可繼續得到供應，直至進入中學為止。總之，我有效地保護了教育預算。
新聞界的反應也不錯。《每日郵報》稱我已成為"新的女中豪傑"。《每日電訊報》報道了我改造４６０所破舊小學的計畫。《衛報》指出，"這次對教育預算的襲擊極為輕微，學校膳食和牛奶是主要打擊對象。撒切爾夫人贏得了一場保全建設小學高額計畫的戰鬥，並使它變為改建破舊小學。"
這種情況如能維持下去。那是令人愉快的。
麻煩在於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不長。６個月後，我們提出一項法案，解除地方教育當局向學生免費供應牛奶的法律義務，並允許它們自行決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費。這為工黨提供了在議會製造事端的機會。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報界已在有關學校膳費的報道中登載一些他們發掘的材料。有一篇報道稱，有些地方教育當局將向攜帶三明治到學校當午餐的學生收費。《太陽報》的標題是"孩子攜帶三明治受罰風暴"。工黨也在議會參加大合唱。我發出通知禁止此類做法。但那篇報道重新引起了公眾對學校提高膳費的關注。一夜之間，在學校就餐的學生人數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標。我在６０年代擔任政務次官時經常聽到一種議論，說按調查家庭經濟狀況結果領取補助是一種"恥辱"，這種議論現在又開始出現。有人說，家境貧困有資格享用免費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學自己花錢付餐費會感到蒙受羞辱。我通過電視講話——這樣做大概不明智——建議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家長不妨把餐費放在信封內讓孩子交給學校，老師把找頭放在信封內帶回家。有資格免費就餐的貧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幣零錢放在信封內交給學校。然後由老師如數退還給他們。這一建議當然只是使問題更加棘手。
不管怎麼說，時隔不久，大規模的"牛奶喧鬧"使膳費問題的辯論相形見繼。原先讚揚我通過削減牛奶和膳費開支成功地保護了教育預算的報紙，突然改變了調門。《衛報》把教育（牛奶）法案說成是"一項懲罰性措施，永遠不該提交議會討論"。《每日郵報》要我"重新考慮"。《太陽報》則想知道："撒切爾夫人是否通人情？"工黨年會上的一名發言者建議報界用一個順口溜式的標題："撒切爾夫人，搶奪牛奶的人"。
新聞界一旦發現一個新聞富礦，自然要一挖到底。編輯和記者們畢竟是靠新聞生活的，政界人物則是他們最合適的獵物。於是，報紙上幾乎每天都會出現新的報道內容。例如，某地工黨市政會正在考慮購買一批乳牛，給本地孩子供應牛奶；某些地方教育當局為了迴避執行有關法律，以含乳飲料代替牛奶；有些非教育當局的市政會根據１９６３年《地方政府法》規定的權力，開始採取步驟給７-１１歲兒童兔費供應牛奶。只有在蘇格蘭和威爾士，市政會此類行動屬於違法，但這要由內閣中蘇格蘭事務部和威爾士事務部的同事們去處理，我就管不著了。但所有這些指責最後落到誰身上，那是不問可知的。這場反對我的運動１９７１年１１月達到高潮，《太陽報》把我說成是"英國最不受歡迎的女人"。
也許我過於天真，以為做了普遍認為對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爭論為此作出的犧牲時，是會考慮到的。地方當局出於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願向孩子們出售牛奶，而強迫他們出售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學到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我為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在與地方當局幾個月的鬥爭中，我和我的同事們受害不淺；在這段時間內我們不斷受到新聞媒體的冷槍和暗箭，所有這一切只是為了節省９００萬英鎊，而如果從基本建設預算中削減這個數目幾乎不會產生絲毫影響。我決心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今後如果遭人非議，也應該是為了重要的大事，不該是為了區區小事，更不能是為了一杯牛奶。
如今我感到難過，苦惱，多少有些傷心，但比過去聰明了。一個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專門職業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時，感情上比大多數男子更易受到傷害，這話大概是真的。我只要和孩子們在一起就感到最為快樂，可是反對我的人和報界卻把我描繪成冷酷無情地侵害少年兒童福利的人，這使我受到深深傷害。但任何希望擔任高級職務的政治家都必須作好經受這種考驗的思想準備，有些人被擊倒了，有些人卻變得更加堅強。丹尼斯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對這一切處理得非常出色，我能安然渡過難關，是由於他對我的愛和支持。後來，我養成了對報紙上有關我的報道和介紹不再去專心注意的習慣。我轉而靠情況簡報和摘錄來了解情況。這樣，如果報道失實，我就不予理睬；如果報道屬實，那是我已經了解的事情。
整個１９７１年，正當學校供應牛奶問題使我遭到的攻擊不斷加劇時，在內閣討論政府開支問題上我也深深陷入了一場苦鬥。我主張按原先的設想繼續進行建設小學的計畫，它是重點發展初等教育總政策的關鍵，對我在學校膳食和牛奶問題上的論點也至關重要。因此，當部內一開始有人建議與財政部主張削減預算者妥協時，我表示反對，１９７１年４月，我交給比爾·派爾一個條子，寫下了我們必須堅守的最後一道防線："我們不能接受按實際價格計算低於去年預算的方案。"
以下的情況已經不僅是政治上的現實主義。我意識到，其它部的同僚們並沒有像我們部那樣交出痛苦地節約下來的錢，結果照樣讓他們順利過了關。作為削減膳食和牛奶開支的回報，我的建設小學計畫提前一年獲得同意。但由於從計畫到動工修建一所小學需要幾年時間，這項承諾的撥款也涉及好幾年。其它部門得到准許可以在政府開支計畫的整個５年期間擴大開支（即所謂的政府開支調查委員會制度）。此外，我們教育部如今還要向財政部上繳從高等教育方面縮減下來的節約款一億多英鎊，而同時內閣卻把大筆大筆的錢花在工業補貼上。
我無法與當時的財政部首席大臣莫里斯·麥克米倫取得一致意見。於是我向內閣提出申訴——每個內閣大臣都有這樣做的權利。可是使我惱火的是，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