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教育部任職，個人懷著對科學的濃厚興趣；部內有關科學方面的工作由我分管負責。當時根據科學家的建議，把一大筆經費撥給５個科研機構使用——它們包括科學與工程、醫藥、農業、環境和社會科學。但後來討論科學政策時，討論很快決被"中央政策研究室（或稱思想庫）報告"所支配，這個報告後來成為１９７２年７月的白皮書《政府研究與發展綱領》的基礎。報告的主要建議是，今後應將這筆經費撥一定比例給有關政府部門、使其能決定由它自己的機構出錢興辦項目——這就是所謂的"顧客——承包人"原則。我不反對這項原則，但是我擔心這樣做會減少科研機構直接支配的金額一除非增加科研經費的預算總額。
這一問題也許並不重要。的確，與整個科學政策相比，它確實並不重要。那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關於政府部門與科研機構之間的確切關係的爭論，與政府在科研工作中的戰略作用這個更廣泛、極端重要的問題相比，的確無關緊要。特德認為，由政府出資的研究與發展工作不應進行純科學研究，雖然他也承認，任何研究機構必然會有一部分純粹的基礎研究。我的觀點恰好相反。只是在過了若干年我當上首相以後、我才能系統地闡明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認為，政府應集中力量為基礎科學提供資金，而把基礎科學的運用和發展工作留給私營部門去做。但當時我已對有些政策可能使純科學研究經費匾乏深感不安。
有一次，我直接參与了支持一項耗資巨大的前沿科學研究工程，那就是參加歐洲建造特大質子加速器（也稱原子擊破器）的科研計畫，它的目的是最終揭示物質結構的奧秘。上屆工黨政府於１９６８年退出這個項目。作為政府初期緊縮開支計畫的一部分，我們對此也退縮不前，因為有些人認為，考慮到該項目的理論研究性質，耗資未免過大。但是我常想，要是英國在經濟嚴重困難的３０年代沒有堅持核研究，英美就不可能製造出原子彈，保證二次大戰的勝利，後來又保住西歐免受斯大林的進攻。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經驗教訓。因此，１９７０年９月，我和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主席布賴恩·弗勞爾斯爵士一起前往日內瓦附近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去親眼看看想像中的東西並進一步了解這項科研項目的情況及其發展前景。回國後我深信，如果我們能保證搞好財政控制，這項由１２個國家參加的科研項目是值得支持的，而且設法說服了我的同事們。
可是總的說來，我感到政府對科學的態度不夠激進，想像力很不夠。我料想許多科學家——不僅是那些專業觀點很強的人——有此同感，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６日，星期二，特德在首相府為英國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其中有我在牛津大學學習時的導師多蘿西·霍奇金——舉行晚餐招待會，我當然也參加了。由於幾方面的原因，這次招待會是一次富於啟發性的集會。特德在討論中談到了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情況，他認為歷史學家將會作出結論，斷定此舉是本屆政府的最大成就。他把科學描述為某種能用來幫助英國工業進入歐洲市場的東西。有人支持這種觀點，也有人提出批評，批評意見代表了我的立場。從實質上講，我認為政府應該資助純科學研究，而不是組織歐洲科學家共同參加巨大項目，從技術上去提高歐洲國家經濟的競爭力。科學已經國際化；擴大歐洲共同體不會起重大作用；發展已經國際化的科學要靠一些科學家各自在本國工作。可以這麼說，國家組織他們越少，產生的效果會越好。當然，這條規律也有它的例外。比如，假如科研項目投資過大，一個國家單獨承擔不起，就需要合作——因此，我支持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
所以，我對我作為教育大臣不得不實行的科學政策有所懷疑。但我們的政策始終沒有取得多大結果。科學不會像政治家們喜歡想像的那樣迎合政治方向。實際上，科學發展的歷史在許多方面並不像經濟發展的歷史，而更像是富於想像力的藝術發展的歷史。偉大的科學發展並非來自"實際的"研究與發展計畫，它來自有創造性科學頭腦的人一像那天晚上同特德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周圍的那些人——那些將科學推向知識前沿，揭示宇宙奧秘的人。政治家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希望技術能立竿見影，迅速產生效果。而科學家有比較長遠的眼光，他們是正確的。格拉德斯通有一次見到邁克爾·法拉第時間他，他對電的研究真會有什麼用處嗎？法拉第很有預見地回答說："是的，先生。將來有一天你會收電費呢。"
第二個使我失望的問題是教師培訓問題。我前面已經提到，競選宣言已作出承諾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這是我到部里上班第一天交給比爾，派爾的單子上寫得清清楚楚的行動綱領之一。對這個問題我早已有明確看法。我覺得，教師數目大量增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影響教師質量。雖然不斷出現不易找到願教數學和科學的實習教師的現象，實際上"缺乏教師"的怨言並無多大根據。真正缺乏的是優秀教師。改變教師的工資結構，獎勵和鼓勵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和高級教師會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雖然全國教師聯合會對擴大工資差別非常謹慎。但教師培訓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我想認真調查一下，受培訓教師是否以正確的方式和恰當的水平在學習恰當的課目。於是我任命魯肖爾米的詹姆斯勛爵為教師培訓調查委員會主席。他曾任全國最優秀學校之一的曼徹斯特文法學校校長。我堅持要求和他一起進行調查的人以此為專職工作，一年內提出報告。結果，報告及時在１９７２年１月發表，內容細緻詳盡，提出了一些切合實際的建議。報告著重論述了我感興趣的在職培訓方式，這樣的培訓能使教師實際了解如何在坐滿孩子的課堂里上課。其次，報告建議高等教育增設新的兩年制一這一條也是我所竭力主張的——在這種兩年制學校里，將來當教師的學生與其他打算進人工業界或專門職業界的學生一起學習。但報告局限於培訓結構，沒有討論培訓課程內容，使報告的價值受到一定限制。結果，我打算在有計畫的調查中討論教師培訓課程的企圖落空。政治家介入這類事情當時仍被視為禁忌，１５年後，情況依舊沒有得到改善。我作為首相仍對如何提高教學質量問題感到困惑。
可是，儘管我對許多教師工會會員的觀點很有意見（有些人的工會會員成份多於教師成份），我在教育和科學部工作這些年所得到的最後印象是，大多數教師對自己的工作是真誠無私、兢兢業業的。有時候，一些在最困難的學校里教書的教師到部里來找我，告訴我他們處理"成問題的"孩子的經驗（學生的"問題"常常可以追查到家長身上）。有幾次，我到他們的學校去跟他們交談，看他們如何解決課堂上出現的問題。
教師永遠代替不了家庭，然而一個好的教師不能忽視孩子放學回家以後的情況，比如，會不會受到虐待。有一次，一位教師提出的問題使我陷入兩難境地：
星期五下午４點，其他孩子都已回家，有個孩子呆在你身邊不走，求你別讓他回家。你感覺到肯定出了什麼嚴重問題，但無法證實。也許是孩子受到打罵，也許是家裡無人照管，也可能是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使他極不愉快。你是否應該陪孩子回家，告訴他父母孩子有些情緒低落？當然，你對他們說孩子沒有抱怨，也沒有幹什麼蠢事，你只是溫和地問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你不知道會不會你一走孩子就挨揍。你是否該向當局彙報？那樣做也許會產生更壞的後果。或者你不採取任何行動，希望這只是暫時發生的問題，會自行解決？撒切爾夫人，你會怎麼處理？
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合適答案。我們經常碰到這類棘手問題，但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所有情況的解決辦法。我們需要訓練有素、能識別虐待兒童跡象的教師、社會工作者和警察，同時要記住一個誰都明白的觀念：大多數父母是愛自己孩子的。在這３種人中，教師的作用最重要，因為他們幾乎每天都和孩子們在一起，最了解孩子的情況。如果要他們完成這項細緻而又重要的任務，那麼，只要充分恢複他們的權威——不僅是對孩子的權威，而且是在家長心目中的權威——他們是能夠完成的。做到了這一點，那些不好的家長也可能會有所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