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星期一，我到教育和科學部上班。這是柯曾街上一座漂亮的老式房子。（真遺憾，１９７３年我們從這裡搬到了滑鐵盧區令人憎惡的新辦公地點。）我受到常務次官比爾·派爾（後來受封為威廉·派爾爵士）和即將離任的常務次官赫伯特·安德魯爵士的迎接。他們向我表示熱烈歡迎，然後把我帶到我自己的極為氣派的辦公室。文官們對你左一個"大臣"，右一個"大臣"，很容易讓你一次又一次地為恭維所陶醉，但是我清醒地認識到，等待著我的是艱巨的工作。總的說來，我對為我配備的領導班子感到滿意：一位對我友好，一位懷有敵意，另一位保持中立。我的老朋友、主計長埃克爾斯勛爵負責藝術教育，特德的親密朋友比爾·馮·斯特勞本齊負責高等教育，貝爾斯特德勛爵負責與上院聯繫。特別讓我高興的是，前教育大臣戴維·埃克爾斯就在身邊，雖被安排在另一棟樓里，他可以根據他在教育部工作的經驗，給我提供個人意見。
但是，我在教育部遇到的麻煩主要不是由於個人性格不同，也不是因為第一次文化衝擊後出現的工作作風上的對立——我的行政作風是決策時當機立斷，而他們更習慣於互相磋商。實際上，我離開教育部時才知道，他們只是勉強對我表示尊重，因為我有自己的主張，而且希望他們儘快有效地執行我的決定。因此，從廣義上講，當時真正的問題是個政治問題。
我不知道，也沒有去打聽，我周圍的高級文官投的是哪一個黨的票，但教育和科學部的精神氣質是自以為是的社會主義氣質。這些人多半依舊本能地相信，統一計畫論者和社會理論家們有能力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說這話並不是想挖苦他們。工黨里的許多人早已開始對此產生懷疑，可是這些教育家們仍保留著原來的使命感。他們不顧在一些學校實行平等主義政策所產生的實際後果，認為教育平等就是絕對地好，而且是實現社會平等的踏腳石，而社會平等本身也是毫無疑問地好。我很快就認清，我的周圍沒有朋友。
從反面來說事情大概就是這樣的，我既然決心向傳統教育觀念挑戰，就不能因遇到反對而抱怨。但另一方面。有兩點必須加以考慮。第一，文官們向大臣提出的建議必須說實話，準確，以事實為依據，不能提出一些已被政府（和選民）擯棄的抱有偏見的舊觀念。第二，即使從政府機關工作必須真誠無私、不偏不倚的狹義標準來衡量，一個政府部門和它的工作對象關係過於密切是危害極大的，而教育和科學部與教師工會特別是全國教師聯合會的關係恰好就是那樣。這一點我早已看得真切，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２日，星期六，在一家同業會館舉行慶祝全國教師聯合會成立一百周年的晚餐會上，特德·希思因利拉·哈立德事件未能出席，臨時由我代他宣讀他的講話，當時有許多教育和科學部高級文官出席，我立即明白，他們與全國教師聯合會的關係極為親密，他們互相開著玩笑，表達一些心照不宣的暗示和所謂的"身勢語言"，這些舉止表達的不是一般禮儀，而是說明彼此意氣相投。
我們在１９７０年當選時提出的一套教育方針並不十分明確，這使得我與教育部文官們的麻煩更加複雜化。、在競選運動中，我曾反覆強調以下７點：
把著重點轉移到小學；
擴大幼兒教育（這符合基思·約瑟夫的制止"惡性循環"論點）；
在中等教育方面，地方教育當局有權決定什麼樣的學校最適合當地情況，但應提醒他們不要"不可挽回地改變優秀學校，除非……另一種情況更好"；
將離校年齡提高到１６歲；
鼓勵直接撥款學校，保留私立學校；
擴大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
對教師培訓問題進行調查。
但競選時提出的這些承諾並沒有反映出明確的觀點。正如我前面已經指出的，保守黨內不同成員和不同派別對總的教育方針特別是對中等教育和文法學校持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一方面，有些保守黨人贊成綜合教育，這種主張與溫和社會主義者的主張毫無二致。另一方面，所謂教育《黑皮書》的作者們詳細提出了極為不同的觀點，他們強調紀律、選擇和水準（包括保留具有高水準的現有文法學校）。他們的論點牢固地建立在對現行教育制度的材料充分的批評上。我們就被夾在這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之間。儘管我們常講重大政策要前後一致，決策要小心謹慎，但本屆政府絲毫沒有去解決根本矛盾的意思。我清楚地意識到，在與本部文官的鬥爭中，也許不能指望得到內閣同僚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