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倫敦後，就被調任影子內閣教育大臣。愛德華·博伊爾將離開政壇出任利茲大學副校長。愛德華因在保護文法學校方面不夠堅決，在年會上受到基層許多人的反對。儘管我們的意見相左，但他的離去仍使我很難過。他是我政界的老朋友，我知道我會思念他的才智、敏銳及正直。但這對我完全是一個提升，儘管我後來得知我本來只是一個後備人選，基思·約瑟夫最初是接任愛德華的第一人選。我之所以得到這個職位，是因為雷吉·莫德林拒絕接替基思任影子內閣貿易、工業發言人。
我對我的新角色很滿意。我知道我能幹到今天的這個位置是因為我受到了自由的（或近乎於自由的）良好教育，我也想讓其他人有同樣的機會，社會主義的教育政策——一律向下看齊，以求平衡，剝奪了有天賦的學生繼續深造的機會，是學生獲得良好教育的一個重要障礙。我還被這一職務的科學方面所深深吸引，當時這個職務負責影子內閣的教育和科學部。另外，我想，婦女至少母親們，從本能上關心兒童的教育。
教育是當時政治鬥爭的主要戰場之一，１９６４年大選以後，工黨決意把整個中等教育體制變成綜合性學校體制，並採取一系列舉措要求地方教育當局提交改革計畫。（在我擔任影子內閣教育事務發言人幾個月後，工黨向議會提交了有關法案。）愛德華在考慮保守黨該做出什麼反應並解釋為什麼這樣做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很快擺在了我的面前。
影子內閣及保守黨在中等教育選拔制原則上，特別是在對１１歲以上學生進行選拔而舉行的考試，即中學入學考試上有很大分歧。為了更簡單一些，有必要區分在保守黨內的４種不同態度。第一，有一些人對國家教育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興趣，因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學校。這部分人很重要，他們不大可能為政治上的權宜之爭所動搖。第二，有一些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都未能進入文法學校，而且對他們在現代中學所受的教育感到失望。第三，有一些保守黨人，或者因為他們自己是教師，或者因為與教育界有一些其他聯繫，接受了許多當時流行的平等理論。最後，是像我一樣受過文法學校教育的一些人，強烈反對取消文法學校，而且義無反顧地支持選拔制。
我也意識到，影子內閣內部的觀點也與上述情況大體相同。總的來說，影子大臣們並不想使教育成為下次大選的一個主要議題。這未必是一個愚蠢的觀點。保守黨內部民意測驗和公開的民意測驗都顯示，１１歲以上學生的選拔制不受歡迎，人們至少準備說他們支持綜合學校。如果他們被問及他們怎麼看待根據綜合性計畫重新組建某些具體的地方學校，他們是否還會持同樣看法，以及他們是否懂得"綜合化"意味著什麼，那當然是兩碼事了。例如，綜合性概念的全面含義和一個學校對所有入學新生開放，但要根據智力對學生進行劃分之間存在很大不同。綜合性概念首先屬於社會工程，其次才是教育，在這種教育中不把學生按智力劃分。事實上，正如我後來於１９７０年２月在關於工黨的教育法案二讀辯論中所指出的：社會主義者對選拔制的攻擊是荒唐的，因為選拔制一定會繼續以某種形式貫穿１１歲以上學生的教育體制。我當時還應補充一點：如果你們不根據智力進行選拔，你們不可避免地會根據其它一些不令人滿意的標準來選拔，實際上這個標準常常是收入，因為富裕家庭才會舉家遷往有適合他們孩子接受教育的好學校的中產階級居住的地方。一些工黨議員和許多工黨支持者對此非常清楚。因此，當哈羅德·威爾遜放棄了他曾做出的支持文法學校的承諾時，他們感到他背叛了他們。我之所以在委員會的辯論中意外地取勝，使工黨刪除了教育法案第一條，就是因為兩名工黨議員故意缺席。
在後來我接管影子內閣教育部時，黨的政策小組已提交了一份報告。教育政策已基本確定。它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我們已決定把重點放在改善初級學校上。二是為儘可能減少１１歲以上學生選拔制的辯論，我們強調地方教育當局在建議保留文法學校或建立綜合學校上有自主權，以代替工黨強制推行綜合學校的政策。
支持這個計畫的充分理由是：第一，如果要扼制文盲和不會數數的人不斷上升的趨勢，改善兒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實際上保留文法學校的最好辦法是反對中央集權。當然還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如果教學方法和教學態度錯了的話，將大量費用花在幼兒園、小學教育及教師上就沒有什麼意義。當然，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的鬥爭不是建立在原則基礎上，從長遠來講我們就不能捍衛文法學校，或者就此而言捍衛私立學校，不能捍衛直接拔款學校，甚至是實行分離制的綜合性學校。
在既定政策和政治現實許可的範圍之內，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後來，我得知：對某些人來說，我走得太遠了，我被任命為教育事務發言人後不久曾應邀出席教育新聞記者在倫敦的坎怕蘭飯店舉行的午餐會，是在那裡，我了解到這一點。我不但為文法學校辯論，而且也為現代學校辯論，那些在學業上難以出類拔萃的孩子事實上可以在現代學校中獲得自我表現的機會和個人尊嚴。如果他們與那些學業上更加優秀的孩子進行直接的不斷的競爭與相處，他們永遠也得不到這些。如果人們希望的話，我也完全準備看到１１歲以上學生選拔制被取消或修改、而在晚些時候對孩子進行考試。我知道把那些大器晚成的孩子轉到當地的文法學校是非常可能的，以便他們的能力可以得到正常開發。我確信太多的現代學校提供的是二流的教育。但這個弊端可以通過提高其教學水平來改善，而不是要降低文法學校的水平。參加坎伯蘭飯店午餐會的人中只有兩個人好像同意我的觀點。此外，我所面對的是懷有敵意與根本不理解我的意見的人。不只是他們認為我錯了，而且他們不能想像我能真地相信這類事情。這使我驚奇地發現那些為公眾提供教育信息的人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有多麼深。
保守黨的教育政策中還有一些相對不那麼重要的問題需要作出決定。我極力爭取保守黨在競選宣言中無條件地承諾將學生離校年齡提高到１６歲，並成功了，只是負責財政的人們對此持有疑慮。我還在保守黨於１９７０年初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召開的討論會上提出、竟選宣言應贊同擬議中的成立新的獨立的白金漢大學的計畫，遭到特德·希思的強烈反對。儘管有基思·約瑟夫和其他人的支持，我還是沒有成功，但至少最後我被允許在某次演講中提及這所大學。我從來也未明白為什麼特德如此激烈地反對這件事。
保守黨在１月底２月初的一個周未，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召開的政策會議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的原因並非是人們經常說的那樣。那種"保守黨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進行激烈爭論，導致保守黨政策從根本上向右轉"的說法是錯誤的。此前大家就主要政策已達成一致，並已寫入競選綱領的草案里。我們曾花費了好多時間仔細斟酌。我們已經對我們的移民政策作了精心的閘述。我們關於工會改革的建議已經刊登在《公平交易》上。在收入政策上，出現了令人有些費解的向右轉。工黨已經完全放棄了它自己的政策，所以沒有必要再談及是否需採取某種"自願"收入政策這樣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顯然，雷吉·莫德林對我們沒有提出解決所謂的"工資膨脹"的計畫而感到不滿。事實上，這個競選綱領既迴避了貨幣主義的觀點，也迴避了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只簡單他說："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工黨的高稅收，貨幣貶值政策。工黨的強制性工資控制是一個失敗，我們不會重蹈其覆轍。"這種說法看似糊塗，實為明智之舉。
但這又使我們後來遇到一些麻煩。競選期間，高稅收引起通貨膨脹的謬誤論點使中央總部寫了一個短評，而這個短評使工黨後來得以宣稱：保守黨說他們能夠通過減稅來一舉降低物價。
由於新聞界對塞爾斯登帕克飯店會議的大量報導，我們似乎成了能認真地對英國的未來政策進行長遠考慮的政府的替代者。而哈羅德·威爾遜攻擊希思是"塞爾斯登人"又幫了我們的忙，它使我們平添了幾分腳踏實地、善於爭取民眾的右翼政黨的色彩，這對特德的冷淡形象起了沖淡作用，總之，塞爾斯登帕克飯店會議和保守黨的競選綱領《明天更美好》均使威爾遜政府暗淡無光。特別是威爾遜政府在工會的壓力下放棄了《取代爭吵》之後，政府內爾虞我詐，莫衷一是，交易不斷。
在我們結束塞爾斯登帕克飯店的會議後和５日競選運動開始前的一段時間裡，反映兩黨地位的民意測驗結果出現過反覆。我們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開會時，是我們領先，我們認為我們能贏得大選。到了５日，我們非常突然地落後了。竟落後工黨幾個百分點。受民意測驗結果的短期變化的鼓舞，哈羅德·威爾遜宣布６月１０日舉行大選——我當上首相後從來沒有忘記威爾遜的這個錯誤。當時，保守黨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我們將在大選中失利。這種憂鬱越來越強，大選期間，有一天我到老王后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