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黨關於政策問題的考慮也變得更加自信，更加激進。把近年來保守黨出版的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一個國家》（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及《變革是我們的盟友》（１９５４年５月）進行比較，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兩部著作是由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議員撰寫的。他們包括伊諾克·鮑威爾、安格斯·莫德、羅伯特·卡爾及特德·希思、伊恩·麥克勞德（後兩位只參加《一個國家》的撰寫工作）。眾所周知，《一個國家》涉及的是社會政策，而社會政策是一個很難的話題，特別是在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減少公共開支的時候。但該文件相對溫和的態度表明保守黨採取的是守勢的辦法和思想。文件強調（當然很有說服力地強調）保守黨仍將致力於建立一個福利"安全網"，保證每個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於某一標準，保守黨也將堅持安東尼·艾登提出的濟貧而不是劫富的主張。
《變革是我們的盟友》是一份更為令人振奮的文件。８０年代後期，我重溫這個文件，發現我成為黨的領袖後我們對許多事情的分析與書中的相同。本書從探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經濟中的集體主義不斷擴大的原因寫起，然後大膽地批駁了那種和平時期應該繼續像二戰時期那樣對經濟進行計畫的論調。本書甚至指出了一個每個人都知道是正確的，但戰後多年來基本上沒有人說出的事實，即不管戰時的計畫體制在當時國家面臨緊急情況時是多麼必要的，它仍然是低效的、浪費的、官僚的。如果把貝弗里奇勛爵在他的非官方研究報告《一個自由社會的充分就業》（１９４４年出版）中提出的設想與十年後的情況作個回顧性比較，就更能揭示對經濟進行詳盡預測並制訂數量指標的經濟計畫之愚蠢與荒唐。令人敬佩的是報告的一切論述均在情理之中。《變革是我們的盟友》及翌年的保守黨競選宣言的作者們沒有做的——這不是說我當時已想到他們應該做——建議從根本上消滅工業中的集體主義，或者對福利國家進根本性的改革。５０年代中期以來，保守黨至少已經開始考慮對自由市場進行一項連續性分析。一旦保守黨有了執政的機會，將可能自然導致自由市場政策。但未來情勢的發展並非如此。
１９５５年４月，丘吉爾辭去首相職務，由安東尼·艾登接替。接著很快發生了一連串事件，舉行了新的大選，產生一個新的保守黨政府，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慘敗，哈羅德·麥克米論——這個善於變革的人入主唐寧街１０號。
在１９５５年５月的大選運動中，我到一些選區發表演講，這對我來說基本上是枯燥無味的事。一旦你當過候選人，其他的事情均對你沒有吸引力了。另外，大家對此次大選的結果看得比較清楚。果然不出所料，保守黨以超出對手５８席的優勢贏得大選的勝利。但艾登政府的政治蜜月期卻十分短暫。艾登政府上台後不久即覺得拉布·巴特勒在選舉前制訂的預算太寬鬆，隨後就於１０月制訂了一個較為緊縮的預算，這使巴特勒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６個月後，哈羅德·麥克米倫取代巴特勒任財政大臣——也使政府的聲譽受到嚴重影響。但是，真正使艾登垮台的將是外交事務。
１９５６年７月至１１月的蘇伊士運河危機的背景一直是各界不斷討論的問題。當時，大家總的感覺，至少保守黨人的感覺是英國作為一個強國不能受到納賽爾的埃及的擺布，應該教訓埃及一下，決不能鼓勵專制者。當時，公眾對英法及以色列是如何合作的許多細節並不知道。因此，對我們來講，安東尼·納丁及後來我的老朋友愛德華·博伊爾為抗議政府干預運河事務而辭職幾乎是難以理解的。雖然即使這麼多年後我仍然不能表示贊成，但現在覺得更容易理解他們的行動。
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中，要在利益和原則之間找到平衡，決非易事。我絲毫不懷疑英國有權對納賽爾非法攫取國際航道作出反應——只要採取迅速果斷的行動。但是，夏季以來，比我們更聰明的獨裁者使我們陷入了一個要保護我們的利益就必須犧牲我們的法律原則的處境。英、法、以相互合作受到批評的原因有許多，其中之一是有人認為一旦事情暴露——肯定會的，也確實這樣發生了——我們的聲譽將受損。同時，蘇伊士事件可能是歐洲大國頂住並搞垮一個第三世界獨裁者的最後一次機會。這個獨裁者對遵守國際協議不感興趣，除非協議對他有利。納賽爾的勝利成果還有：伊拉克親西方的政權被推翻；埃及佔領了葉門；以色列被阿拉伯世界所包圍，並導致了六·五戰爭。到我離任時，我們還不斷收到這場戰爭的帳單。
隨著我對蘇伊士運河事件的了解越來越多，我從這一悲傷的事件中總結出４方面的教訓。首先，我們不應該進行軍事行動，除非我們已下決心並有能力取勝。第二，在影響英國利益的重大國際事務中，我們再也不能站在美國的對立面上。第三，我們應保證我們的行動符合國際法。最後，優柔寡斷者必輸。
當時，我堅決支持英國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上的行動。工黨起初支持政府，後來又反對政府的軍事行動。我對工黨的這種投機行為（我這麼認為）十分反感。丹尼斯和我與許多讀者一樣取消了《觀察家報》的訂閱，並發誓不再讀該報，因為它反對政府在蘇伊士運河上的作法）這並不是說我對政府的行動沒有任何看法，即使那時我對國際法的細節不如後來那樣清楚，我冒著大雨衝過檔案巷去買的晚報竟然登出這樣的標題："最後通碟！"英國和法國要求埃及和以色列從運河撤軍，使英、法軍隊將埃、以軍隊隔開並保護航道。我當時不太清楚英國人怎麼能向埃及人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從自己的領土上撤出。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支持艾登。
從政治上來講，在蘇伊士事件中的失敗行動是一個嚴重挫折。雖然，事件的全面情況多年後才逐漸清楚，但當時立刻看見的是政府無能，而它的無能是以一種極其令人羞辱的方式暴露出來的。對保守黨政府，特別是對由一個在處理外交事務方面享有信譽的人領導的政府來說，這個事件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保守黨支持者有一種近乎絕望的詛喪感。丹尼斯作為一名前皇家炮兵的軍官，對軍事行動快要結束時被迫中止而使我們的軍隊受到愚弄感到十分氣憤，因此，他的反應愈加強烈。他對我說："當你的部隊正在外巡邏時，你絕不應宣布停火。"我將記住這一點：在戰爭時期，政治家們在作決定時必須充分考慮他們的決定對實地作戰的部隊意味著什麼。
我們也嚴厲指責美國的表現，一些保守黨人從來沒有寬恕美國人。到我任首相時，一些較右翼的圈子裡的人仍懷有反美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與此有關。我也覺得我們的傳統盟友確實讓我們失望了——雖然那時我當然也未意識到英、法在美國總統大選前決定採取軍事行動同樣讓艾森豪威爾失望，因為和平是他的主要競選口號。但不管怎麼說，我也感到我們與我們大西洋彼岸近親的"特殊關係"的基礎是十分牢固的，即使像蘇伊士運河事件這樣的危機也不會破壞它。一些人認為蘇伊士運河事件表明美國人極力反對英國的大國作用，美國已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我們不應該再信任他們，歐洲進一步的一體化是唯一的答案。但我一直堅持認為，還有另外一個結論，並且是完全相反的結論。這就是，英國的外交政策如果沒有取得美國的支持就無法持久。實際上，現在回過頭來看，蘇伊士運河事件還發揮了一個未曾料到的作用。它促使美國最終取代英國成為西方利益和自由的國際經濟制度的維護者，而這種力量的轉移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也是必要的。
我雖然十分關注蘇伊士事件，但並非對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蘇聯鎮壓匈牙利革命的惡毒野蠻行為無動於衷。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僅幾個月前曾攜其為人友善的妻子訪問了英國。當時，還有一件對我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斯大林逝世後，蘇聯一直努力改善其形象，而它對匈牙利採取的殘酷的、野蠻的侮辱使其以前的努力化為烏有。數年後，我同鮑勃·康奎斯特談起我當時的反應。我後來任反對黨領袖時，鮑勃·康奎斯特給我提出了許多很好的建議。他在６０年代後期寫的《大恐怖》首次全面揭露了斯大林殘殺大量無辜的情況。他說，我們在與蘇聯人打交道時犯的典型錯誤是我們認為他們會像西方人處在他們的形勢時那樣行事。影響他們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殘酷得多的政治文化。正因為想到以上這些，１９８０年９月伊拉克進攻伊朗後，我要求情報部門回顧一下像匈牙利這樣的事件。我們未能預測事件會發生是因為我們未能把握侵略者的心理，也就未能得出他們將採取行動的結論。
當然，對於匈牙利悲劇的發生，我們幾乎無能為力——而且無論有沒有蘇伊士運河事件，北約都不會為了匈牙利去冒險打一場大戰。但許多匈牙利人卻不是這樣想，這就更加使他們對我們的背叛感到氣憤。我記得一家星期日報紙採訪了一名隱藏在地下室的匈牙利婦女。她說："西方不會來幫助我們。自由是很自私的。"聽到這種指責，我感到心如刀絞。
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事件上大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