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已經說過的，１９５０年的選舉結果並不是事物的終結。在最初的興奮過後，這種結果使有關的人們感到十分掃興。沒有多少人會懷疑工黨在這次選舉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不久工黨將再次舉行大選以挽回面子。同時，全國也十分不穩定。我繼續在達特福德干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進一步，我應著手找一個能夠獲勝的選區。但我又覺得從情理上講我應該在達特福德再競選一次。如我現在離開達特福德，讓他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另找候選人是不對的。另外，恐怕很難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選運動中會產生與剛剛結束的第一次競選運動類似的影響。我已經極其疲憊，固然沒有一個從政的人當提到選舉時會不感興奮，我仍覺得在很短的時間內再來一次竟選運動對我不是一件令人嚮往的事。
我早就決定搬到倫敦去。由於有了Ｊ·萊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錢多了些。於是我在皮姆里科的聖喬治廣場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華德先生從達特福德來幫我裝飾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經常與丹尼斯見面，比在達特福德嘈雜的保守黨活動中見面更為輕鬆。
我也學會了開車，並有了自己的第一輛車。我姐姐穆里爾有一輛父親在戰前花１２９英鎊為她買的福特牌汽車，現在給了我。我的福特車在達特福德無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為達特福德的候選人後，這輛車真為我幫了大忙。結婚後，我以幾乎以與原價相同的價錢將它賣了。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舉行了大選。這次，我又將工黨議員諾曼·多茲的優勢減少了１０００張票。當聽到全國選舉結果——保守黨現在在議會擁有比工黨多１７個議席的優勢時，我欣喜若狂。
我在達特福德期間又認識了許多黨內要人。１９４９年安東尼·艾登（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牛津）在達特福德的足球場向一次規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眾集會發表講話，我提議向他表示感謝。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廳召開的保守黨婦女集會上作為讚揚丘吉爾和艾登的領導才能的動議的附議者講話，丘吉爾熱情地致答辭。能夠見到這些大人物本人並與他們交談，對我來說真是十分難得的機會，因為在格蘭瑟姆的時候，我常與家人坐在無線電旁聽他們講話，他們的講話使我倍受鼓舞。１９５０年，我被確定為參加保守黨全國聯盟執委會的保守黨畢業生代表。這次會議使我第一次詳細了解黨的全國組織情況。
但使我感興趣的總是政策，而不是組織情況。假期期間，我常常到斯溫頓學院上課。院長雷吉·諾瑟姆慷慨大方，很會關心人，是約翰·麥納德·凱恩斯的朋友。他在３０年代時曾到南威爾士親身體驗失業者的生活。他教導我們真正的政治戰役是爭取"民心和民意"。我經常應邀在斯溫頓及不同選區的保守黨政治中心的會議上講話。這時候，我開始考慮"統一的國家"、"資產擁有的民主"及"安全網（社會保障福利）"等人們廣泛提到的概念對政策的真正影響。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動是議會開幕前夕，艾爾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選區的議員——在他的卡爾頓花園區５號的富麗堂皇的家裡舉行的聚會。院子里搭起了幾個大帳篷，燈火輝煌，暖風習習，篷子里大人物及像瑪格麗特·羅伯茨不太偉大的人物歡聚一堂。艾爾夫雷德爵士高興地把自己稱為戰爭期間經常舉辦此類聚會的倫敦德里夫人的繼任者。他這個人外表看來為人和氣，容易相處，你將很難想像他是一個設計紐約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廈的天才。他對我尤其熱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裡結婚的，婚禮招待會也是在這裡舉行的，也是他提議為我們的幸福乾杯。
我是在１２月的一個寒冷多霧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結婚的。結婚儀式在倫敦舉行對大家都更方便。格蘭瑟姆衛理公會牧師、我們的老朋友斯金納協助城市路的牧師斯皮維主持儀式。然後，格蘭瑟姆、達特福德、埃里斯及倫敦的朋友們回到艾爾夫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裡。一切結束後，丹尼斯帶我去馬德拉島度蜜月。在那裡，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嘗試坐水上飛機在水上運動的經歷。從這令人驚心動魄的經歷中緩過勁來後，我在這美麗的小島上開始了我的婚後生活。
從馬德拉島回來後，我就搬進了丹尼斯座落在切爾西福拉德街的天鵝公寓。這套房子在六樓，十分明亮，能夠飽覽倫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層樓面多麼方便。正像以後我在唐寧街１０號所感到的一樣，在同一層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寬敞。一個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飯廳。有兩個面積適中的卧室，還有一個房間是丹尼斯的書房。丹尼斯每天早晨開車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回來得比較晚。但我發現我有許多事情要做。這是我第一次管一個家。我們很快與鄰居們交上了朋友。住在一個需乘電梯的單元房的一個好處是你會認識每個人。到第一個月末，我就認識了大多數鄰居，其中不少人還相當有名氣。深夜，總有可能聽到院子里傳來女低音的歌聲，那準是西比爾·桑代克剛演出結束口來。我們住在那的時候，經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備有各種飲料，周末舉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環境又舒適，作一個已婚年輕女人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５０年代，在那樣舒適的環境里作一個已婚年輕女人簡直是天堂。聽到人們把５０年代描述成壓制、無聊、循規蹈矩的時期或令人憂慮的時代，我總是感到十分詫異。無論從哪個方面講，５０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們在經歷了戰時的艱辛和戰後節衣縮食的簡樸生活之後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開始。配給制結束了。工資開始增加。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現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單調的制服，給人自信、色彩豐富的時裝再次出現在人們面前，有蒂奧式寬裙子，無帶的晚禮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圍起來的商店外面冒出了義大利餐館。出售當時被稱作"泡沫咖啡"的卡普契諾（一種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隨處可見。還有人創造了"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指１１至１９歲的人）這樣的詞。尋常百姓家開始有了電冰箱、吸塵器、洗衣機。公告板上政府的通知少了，商業廣告多了（默里薄荷糖，默里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蘭房頂的電視天線越來越密。為適應不斷發展的時代，好萊塢發明了西尼瑪斯柯普系統寬銀幕，拍攝了不少寬銀幕電影片，既有像《你往何處去》的聖經史詩性電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樣的風景音樂片。以前從未想到能夠花得起錢到國外度假的人們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個富足的時代。富足了，戰爭時期以來，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蘭瑟姆青年時代以來的英國生活中的諸多限制也開始放鬆。不能說我喜歡或者甚至理解了這種新獲得的自由的各種表現形式。當美國的搖滾樂及比爾·哈萊、埃文斯·普萊斯利等名字傳到英國時，我當時認為這可能是新聞界一時關注的新奇事（搖滾樂從來沒有減少我對《沙漠之歌》的鐘愛）。《憤怒的年輕人》以及描寫普通人生活的戲劇開始向倫敦西區的傳統戲劇挑戰。我同樣覺得這些會很快消失殆盡。而且，在我的真實生活中家務事已經夠多了，晚上不再願意出去看這種戲劇了。我也很少想到後來我會讀約翰·奧斯本的作品，並且欣賞他的作品，還成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謝他在我任首相時在文化戰鬥中給予的支持。阿斯科特賽馬場、德比馬賽、亨利的國際划船比賽及溫布爾登的國際網球賽均恢複了昔日的風彩，戰後不知隱藏在什麼地方的那些閑聊專欄作家又出現在《訃告》或《花園筆記》中。閱讀這些文章，好像大口咀嚼酒心巧克力一樣品味不高，但我又不得不承認沒有多少人能忍住不去讀。讀者們知道了新的家喻戶曉的名字，如多克爾夫人、亞里士多德·澳納西斯、斯塔夫羅斯·尼亞爾雷斯等。蒙特卡洛再次成為上層生活的同義詞。
人們覺得在此前的２０年中他們做出了許多犧牲，現在應該享受生活的樂趣了。雖然我可能比我的同代人更認真些，但是丹尼斯和我與大多數人一樣享受生活，甚至比一般人享受得多。我們去劇院，也到羅馬、巴黎度假（雖然住的飯店總是低檔的）。我們也舉辦聚會，也參加別人的晚會，我們生活得很愉快。
但那時我們生活中的高峰算是１９５３年６月伊麗莎白女玉登基了。家裡有電視的——我們沒有——舉行家庭聚會，邀請朋友們一起來觀看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們認為應該奢侈一次買一張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對面的議會廣場上有遮篷的看台上目睹這一盛典。丹尼斯當時買票對不知道他的這一投資是十分明智的。那天瓢潑大雨下了一天。大多數觀眾都澆透了，更不用說那些坐在敞篷車裡參加盛大遊行的人們了。湯加王后的那套衣服以後再也沒法穿了，而我的衣服則第二天仍舊可以穿。
在倫敦，我的婚姻生活是幸福的。除了幹家務外，我還有足夠的時間學習法律。我一直對法律感興趣。我對政治的嚮往是父親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