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３——１９４７年：在牛津大學
牛津大學這個地方原本就不打算討人喜歡。新生通常是在１０月的彌霧中邁入校門，在這裡度過從米迦勒節開始的學期。校園星那些紀念碑式的建築物最初往往是以其宏大的規模而不是精美的建築特色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切都顯得冰冷而森嚴——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
我是在隆冬的嚴寒中到薩默維爾去參加牛津入學考試的。在第一個學期的生活開始之前，我對前去就讀的學院幾乎沒有什麼印象，對整所大學的全貌更談不上什麼了解。我來到薩默維爾，開始了第一學期的生活，很想家，對新環境也不知深淺。薩默維爾常會使人感到震驚。對於它的外觀，最好的評語大概只能說是樸實了，許多不太好奇的人雖然從那裡過路，也許不知道那裡就是薩默維爾學院。但誰能想到，院子裡邊竟是一大片碧綠的草地，四周的房子相對而立，掩映成趣，頭兩年我住在學校里，從較新的房子搬到老一些的房子里去。過了一段時間，掛起一兩張照片，擺上一個花瓶，後來又從格蘭瑟姆帶回一隻舊扶手椅，這些東西多多少少讓我感到那些房間是屬於我的。在第三年和第四年，我和兩個朋友合住在華爾頓街。
牛津和薩默維爾雖未直接受到戰爭影響，卻都深深地打上了戰爭的烙印。儘管附近的考利有一家發動機廠，後來又成為一個飛機修理中心，但不知為什麼，牛津從未遭到過轟炸，不過，像其他地方一樣，整個鎮子和學校都實行了燈火管制（從１９４４年開始實行燈火管制），而且受到戰時物資匱乏的種種影響。塗了顏色的玻璃窗上釘了木板，準備了許多大儲水罐供救火時使用——靠近伍德斯托克路的薩默維爾東院里就有一個。配給我們的東西多數直接發放到學院。我很少應邀出去吃飯，但還是感到食堂的飯食平淡無味。有時我會拿剩下的一點餐券買些果醬和其他東西。我不再往茶里加糖了，這是這種簡樸的生活為我的健康和體型帶來的一個小小的好處——許多年以後，我甚至放棄了喝加糖咖啡的嗜好（其實在牛津時也並沒有許多咖啡可喝）。此外，使用熱水也有嚴格的限制，例如規定浴缸里的水不得超過５英寸——在５英寸處有標記線。儘管在我的家庭里，不潔就意味著對神的不敬，講衛生絕不是兒戲，我還是不折不扣地遵守這一規定。那時我們並不想抱怨，畢竟，我們都算是幸運兒了。
再者，儘管我不是家族中第一個大學生——我的一個表兄去倫敦上過大學——但我是羅伯茨家族裡第一個上牛津劍橋的人。儘管我的父母不露聲色，但我知道，他們為我能上牛津深感自豪。入學前我對牛津大學的了解遠不及我的很多同齡人。但我認為牛津就是最好的，如果我真想有所作為，那麼牛津就應是我始終如一的追求，沒有必要降格以求。我們本地的諾丁漢大學是一所出色的學校，而且它的理科專業相當不錯，但我從不為它所動，儘管諾丁漢大學更靠近我的家、我的親人和朋友。牛津大學對我還有一種吸引力，那就是它的學院制度，這種制度至今對我仍有吸引力。牛津大學由若干學院組成，但大學也有一些中心機構，比如博德林圖書館。那時大學生的生活主要在學院內（在這裡吃、住，並接受許多輔導課），其次是其他一些機構，比如教堂和社團，而這些機構又有它們自己的天地。與其它專業的學生不同，作為一名理科生，我的日常活動自然更多地穿梭於學院的眾多機構和役施中間，比如化學實驗室。儘管如此，從我的大學經歷中我得出了這樣一個認識：如果要使人的才能得到最好的發揮，就應該鼓勵他們融入人的小群體中，而不是在無數陌生的面孔中間倘徉。
戰爭時期對大學生活氣氛影響之深也許我們這些在校生最有體會，因為那時我們許多人都很年輕，只有十六、八歲，而在這樣的年齡、長一歲無論在觀點還是在成熟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後來，從１９４４年開始，牛津的氣氛隨著因傷病退役的軍人的歸來再次發生了變化，他們或是來完成一個縮短的戰時學位，或是開始一個完整的學位。他們有太多的經歷，我們對此望塵莫及。基普林在《學者》中曾這樣描述那些大戰後返回劍橋繼續學業的海軍軍官：
他們曾歷經磨難，再也不願回首，那無數激流險灘；
如今整個世界都欠他們很多，他們也開始享受些許，生活的甘甜。
我離開牛津的時候，已結交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他們的見識比我要廣得多。戰爭結束時，牛津彙集了各種觀點和經驗，我從中受益匪淺。
起初我是自我封閉的。在這種全新的環境里我感到羞怯和無所適從。我依然堅持在格蘭瑟姆的習慣，獨自長時間散步，環繞基督教堂草坪，穿越大學公園，沿著查韋爾河或泰晤士河而行，享受獨處的樂趣，陶醉於萬般思緒之中。不久，我便開始能夠體味牛津的生活樂趣了。我在牛津的頭幾年恰逢戰爭接近尾聲，因而也許並不奇怪，我的樂趣帶有新教徒的特點，這是我從格蘭瑟姆帶來的。我是衛理公會研究小組的一個成員，這個小組經常舉辦或參加茶會。我母親給我寄些糕點，星期六的早晨，我到牛津北部的"糕點廠"排隊，等候一小時左右，為周日購買茶點用品。我加入了由托馬斯·阿姆斯特朗爵士（非常巧合，他是羅伯特·阿姆斯特朗的父親）指揮的巴赫合唱團，該團上演的曲目比它的名稱要廣泛。我們在謝爾登劇院上演的《馬太受難曲》尤其使我記憶猶新，這個劇場似乎是雷恩專為這個節目設計的。我們也唱過《伊戈爾王》，貢斯當·蘭伯特的《格蘭德河》以及雷爾斯特的《耶穌讚美詩》，有時我只是去聽，並不唱，我聽過凱瑟琳·費里那在埃爾加的《傑隆修斯之夢》中的演唱。
隨著戰爭結束和軍人複員，牛津娛樂活動的節奏加快了。八漿划船比賽又恢複了，我去河邊觀看過比賽。就在這時。我第一次去跳舞，有時甚至喝一點兒酒（以前我只嘗過雪利酒，但並不喜歡，現在依然如此）。我第一次抽了香煙，同樣也不怎麼喜歡，雖然我知道如果堅持吸下去的話我會品出味道來的。我決定不吸煙，把錢省下來每天買《泰晤士報》。我第一次參加校慶舞會，像歌中唱的那個女孩兒一樣通宵達旦跳個不停。我在老劇場和新劇場觀看契可夫和莎士比亞的戲劇。（那時正上演一些克里斯托弗·弗賴的早期作品。）我還觀看過一部精彩的牛津大學戲劇社的演出，是在學院花園上演的，由牛津當時的時髦人物肯尼斯·泰南主演。至於劇情我現在已記不清了，部分原因是：把舞台上的肯尼斯·泰南與生活中的肯尼斯·泰甫區別開來是很困難的事。
我的牛津生涯本來可以更豐富多采些，但我手頭不富裕，而且若不是我的導師——總是樂於幫忙的化學家多蘿西·霍奇金——向學校建議，使我得到一點獎學金，我將入不付出。我還得到一些教育基金的幫助。如果當時我願意承擔一些教學任務的話，我會從這些機構中獲得一筆額外的收入。但我知道自己並沒有從教的天賦，我確信（至今仍確信）好的老師需要有一種天才，而大多數人根本不具備這種素質。事實上，１９４４年夏天我還在格蘭瑟姆真的教過一假期的自然科學，並掙得了買一輛自行車的錢，這在格蘭瑟姆算是奢侈品而在牛津則是必需品。就在我于格蘭瑟姆任教時，巴黎解放了。校長召集全校大會，宣布巴黎又自由了，並告訴我們勇敢的抵抗運動戰士如何起義，打擊德國佔領軍，幫助盟軍，這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很明顯，我們正在獲得戰爭的勝利；因而我不再為沒能為戰爭做更大的貢獻而感到那麼內疚了；我與所有英國人民一樣為法國抵抗運動為法國挽回榮譽和自尊感到欣喜。也許那時我們對抵抗運動的普遍存在有些誇大其辭，我們中間流傳著這類故事，諸如德國士兵走進咖啡館時，裡面的顧客會輕輕敲打杯子，用莫爾斯電碼敲擊出字母Ｖ，代表勝利，當然每個真正的法國人都渴望自由，對此我們確信無疑。
此後，我開始埋頭學習。多蘿西·霍奇金致力於調光晶體學的研究，這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擁有這樣一位有才華的科學家和天才的教師對學院來說是一件幸事。霍奇金夫人是皇家學會的會員，後來為盤尼西林——第一種抗菌素——分子結構的發現作出了決定性貢獻，為此她獲得了１９６４年的諾貝爾獎。（盤尼西林是我去牛津上學前兩年在薩默維爾附近的拉德克利夫醫院發現的，並且在那裡做了早期實驗。）在我大學生活的第四年和最後一年（１９４６-１９４７），由多蘿西·霍奇金指導，我與一位德國流亡者格哈德·施密特一起研究簡單的蛋白質短桿菌肽Ｂ，這是修完第二部分化學課程所必需的研究項目。在宇宙俱樂部和科學俱樂部我也遇到過其他嶄露頭角的年輕科學家，聽過許多知名科學家的講座，其中包括Ｊ·Ｄ·伯納爾，他的政治觀點與當時很多科學家一樣相當左傾，但是他們從未幻想過把他們的政治觀點帶入師生關係之中。
在我的牛津生活中，宗教扮演著重要角色。有很多這樣的故事：年輕人進入大學後，一方面由於接觸了懷疑論，一方面出於不大健康的原因，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