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父親購買了我們家的第一台收音機，是菲利浦牌的，現在有時在不太富麗堂皇的古玩店裡還能看到。我知道父親買收音機的計畫，我激動地從學校跑回家。沒有使我失望，收音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自從有了收音機，我們的生活節奏就不再僅僅是扶輪社、教堂和我們的商店，而是收音機廣播的新聞。而且不僅僅是新聞。在戰爭期間，星期日９點鐘新聞後，有一個"播後評論"欄目，是一個短小的專題談話，經常由Ｊ·Ｂ·普利斯特利主講，他具有一種獨特的天才，把左翼觀點包裝得嚴嚴實實，聽起來像是北方的家庭哲理。有時則由一個名為昆廷·雷諾茲的美國記者主講，他以嘲弄的口吻用希特勒家族的一個姓來稱呼希特勒，稱他為"希克勒格魯伯先生"。有一個叫做"思想庫"的欄目，由４名知識分子主持，是關於當前時事的一小時討論，其中最有名的是Ｃ·Ｅ·Ｍ·喬德教授，他對任何問題的回答都是"這要看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星期五晚上有由諾曼·伯克特等人主持的討論系列節目叫做"見面"。我喜歡"又是他"系列廣播喜劇及其仍然有用的順口溜，還有劇中的那些人物，諸如性格憂鬱的女佣人"莫娜·勞特"及其噱頭："自得其樂，樂在其中。"
無線電對重大事件的廣播非常及時，特別是關於戰況的廣播。這種廣播使許多家庭感受特別深切。我記得，有一年吃聖誕飯時，我和家人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國王１９３９年的聖誕祝詞。我們深知他在努力克服他的語言障礙，我們知道那是現場廣播。我當時想他一定會感到不愉快，因為他知道他要作廣播講話，而不能享受聖誕晚餐。我記得他用緩慢的語調吟誦以下名言：
我對站在新年門口的人說："給我一盞燈，使我能夠安全地走向未知世界。"
他回答道："走出去，進入漆黑的世界，讓上帝牽著你的手，這比燈還要亮，比你熟悉的路還要安全。"
大戰爆發時我將近１４歲，已能理解戰爭的背景並且知道許多有關情況。在此後的６年中我緊密地跟蹤了戰爭的重大事件。我對３０年代政治世界的了解不夠深入。但有些事情還是留在了記憶中，例如大蕭條的年代。這是由於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第一次但不是最後一次經濟災難。這次災難對格蘭瑟姆影響較小，但對附近的農業地區影響較重，而北部重工業地區的城鎮受影響更大。格蘭瑟姆的多數工廠仍然開工，最大的工廠是拉斯頓和霍恩斯比，它是生產機車、蒸汽機或拖拉機的。我們的鎮還吸引了新的投資，其中一部分是我父親爭取來的。我們家的生意仍保持穩定：人總得吃飯，而我們的店很會經營。鎮上的人明顯地分成兩部分，領月薪的人，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白領"僱員，他們的生活較為穩定；不領月薪的人，由於找工作更為困難，他們的生活極不穩定。在我去學校的路上，在勞動市場前總排著一條長隊，那裡的人不是找工作就是要求救濟。我們是幸運的，我們的親朋好友中沒有人失業，自然，我們認識的人中有人失業。而且我們記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失業家庭的孩子們的衣著是多麼整潔。他們的父母決心作出必要的犧牲。在東米德蘭地區的城鎮中，人們自力更生和獨立生活的精神很強，即使是最窮的人也是這樣。這意味著他們永不脫離這裡的居民隊伍。有能力的人默默地捐獻出能夠捐獻的東西，格蘭瑟姆的居民群體仍然凝聚在一起。回首往事，我愈加體會到，格蘭瑟姆是一個多麼好的地方。
因此，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沒有階級分野和階級衝突的意識。即使是在大蕭條年代，也有許多東西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王室肯定是一個因素。而且我們家和許多家庭一樣，為帝國感到極為驕做。我們感到，帝國把法律、良好的行政管理和秩序帶到其他國土、否則，那裡的人永遠無法得知這些東西。對於那些處於偏僻地區的國家和大陸，我曾經充滿浪漫的幻想，幻想我們英國人能夠帶給他們什麼好處。童年時期，我懷著好奇的心情傾聽一個衛理公會的牧師講述的故事。他說他在中美洲的一個部落工作，那裡非常落後，他們沒有文字書寫他們的語言，他為他們創造了文字。後來，我認真地考慮過去印度當文官。在我看來，印度帝國是英國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對在英國當文官沒有興趣。）當我與父親討論這個問題時，他說，當我真的參加印度文官隊伍時，也許印度的文官制度已不復存在。事實表明，他的話大有預見性了。
至於國際形勢，任何人關於３０年代的記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後來事件的影響，兒童的記憶也是如此。但是，我記得，我的父母對國聯的軟弱表示不安，因為當１９３５年阿比西尼亞遭到義大利入侵時國聯沒有給予支援。我們對獨裁者極不信任。
當時我們對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了解不多。但是，我的父親與很多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們不同。有些支持佛朗哥的人提出，應該支持法西斯政權，認為這是打敗共產主義的唯一辦法。我的父親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他相信，自由社會比這兩種制度都好。我自己也很快樹立了這種信念。在宣戰之前我們對希特勒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電影院觀看新聞短片時，對黑衫黨大搖大擺地遊行集會感到厭惡，而且很不理解。這與我們的溫文爾雅自我約束的平民生活迥然不同。通過閱讀我們還了解到大量關於法西斯政權的野蠻和荒謬的事實。
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認為與獨裁者的戰爭不是一種可怕的前景。如果可能，應該避免這種前景。在我們的閣樓里有一大批雜誌，其中有一些關於大戰的著名照片，一隊英國士兵被介子氣毒瞎了眼睛，他們正在走向治療站，每個人都把手搭在前邊人的肩上，由前邊的人領路。懷著最好的希望，我們作了最壞的準備。早在１９３８年９月，也就是簽訂慕尼黑協定時，母親和我就買了許多碼為防空遮窗用的布料。我的父親投入大量精力組織鎮上的防空。後來他說，"ＡＲＰ"（防空措施的英文縮寫）代表阿爾夫·羅伯茨的煉獄（他的名字的縮寫）。由於防空耗費了他的大量時間，他沒有時間干其他事了。
３０年代影響最為廣泛的神話也許是這樣的說法，即右翼而不是左翼最為熱衷綏靖政策，從我自己在一個政治上高度右傾的家庭經歷來看，以及從我的記憶中當德國人已經進入布拉格時工黨實際上怎樣投票反對徵兵來看，我都不能吞下這種觀點。但是重要的是要記住，當時的綏靖氣氛是很濃的，人們的政治觀點受到局限。
這個問題影響的廣泛性在１９３５年的大選中表現出來。我當時１０歲，在這次大選中從政治方面得到了鍛煉。事實將會表明，我們的家庭本來就是一個熱心政治的家庭。儘管這裡邊蘊含著嚴肅的義務感，政治也是樂趣。我當時還大小，不能為我父親竟選市議員作宣傳。但是，我得到一項工作，摺疊那些鮮紅的宣傳保守黨候選人維克托·沃倫德爵士的傳單。傳單上的紅顏色染到我的濕潤的手指上。有人說，"那是沃倫德夫人的口紅。"維克托爵士的當選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我堅信不移。選舉那天，我的重要任務是在保守黨委員會辦公室和投票站（我們的學校）之間來口傳遞投票情況的信息。最終，我們的候選人當選了，儘管我們的多數票從１６０００減少到６０００。
我當時不理解關於重整軍備和國聯問題的爭論。那次竟選很艱苦，面對著"為和平投票"積極分子的競爭，而且還有阿比西尼亞戰爭這個背景。後來，當我十幾歲時，我經常與其他保守黨人激烈爭論，鮑德溫在竟選中是否誤導了選民，人們普遍認為他沒有告訴選民國家面臨的危險。事實上，要不是國民聯合政府在那次選舉中重新當選執政，就根本談不上重振軍備應該更快一些的可能性；如果工黨上台，很可能會做得更差。國聯也根本不可能阻止大戰的爆發。
我們對１９３８年簽訂的慕尼黑協定的感情是錯綜複雜的，許多反對綏靖政策的人都有這種感受。當時，人們被推向兩個方向，非此即彼。一方面我們對希特勒政權或者說他的意圖相當清楚，特別是我們家庭有親身感受。希特勒取締了德國的扶輪社，我父親一直認為這是扶輪社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我們得知，獨裁者不能容忍組織市民社會的志願組織，如伯克的"小隊"，也不能容忍法律範圍內的個人權利。若契醫生屬德國血統，可能是鎮上最好的醫生了。他從德國得到不少消息，把這些消息告訴我的父親，我的父親又與我討論這些問題。
我對希特勒有自己的認識。我們家附近有一家賣魚片的店，我經常去買我們家星期五的晚飯。在那裡排隊的人常常組成一個很好的論壇。有一次辯論的題目是希特勒。有一個人說，希特勒至少使德國人有了一些體面，而且使火車正點了。我激烈地反對這種觀點，一些年齡比我大的人感到震驚，而且無疑有些惱怒。開店的女老闆笑著說："哦，她總是不停地辯論。"
我們家庭特別了解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虐待。我們學校鼓勵學生與外國學生建立筆友關係。我的筆友是一個法國女孩，名叫克萊特。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