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５一１９４３年：在格蘭瑟姆鎮
我有生以來第一個清晰的記憶是關於交通的記憶。那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我坐在嬰兒車裡，人們推著我穿過我們的小鎮到公園去。我想我是在路上看到了格蘭瑟姆鎮的繁忙景象。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場面，斑駁的色彩，穿梭般的車流，來往的人群，還有雷嗚般的嘈雜，互相交織在一起。但是，說也奇怪，這是一個愉快的記憶，也是我首次置身於外部世界、我的自我感覺大概是良好的。
至於那些不太清晰的記憶，我們許多人的童年可能是一片朦朧。我的記憶則是一種田園詩般的朦朧。陽光透過菩提樹葉照進我們的房間，我的母親，我的姐姐或者在店裡幹活的人們，不時地過來摟抱我或塞給我一塊糖來哄我。家裡的人常說我小時候很乖。這一點我的政敵恐怕很難相信。但是我並沒有出生在一個風平浪靜的家庭。
羅伯茨一家四代都是北安普敦的鞋匠，當時這裡是一個巨大的製鞋業中心。我的父親想當老師，但家裡供不起他上學，於１３歲輟學。他到歐德爾學校去做工，這是一所不錯的公學（即私立學校）。許多年以後，當我在下議院回答質詢時，一位工黨左翼議員埃立克·赫弗是我的老對手。他為了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便說他的父親曾經在歐德爾學校當木匠。但當我反擊說，我的父親曾在那座學校的食品店工作過時，他就無言相對了。
我的父親做過幾種工作，多數是在食品業，直到１９１３年他當上格蘭瑟姆一家食品店的經理。後來他常說，他那時一星期掙１４先令，１２先令用於食宿、一先令積攢起來，剩下的一先令才用來零花。一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父親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他至少６次報名參軍，每次都由於健康原因被拒絕。他的弟弟愛德華參了軍，成為現役軍人，於１９１７年在薩洛尼卡陣亡。在英國沒有蒙受過這類悲痛的家庭是很少的。戰後全國各地都舉行陣亡者紀念日，既認真又悲切。
來到格蘭瑟姆４年後，我的父親在當地的衛理公會教堂認識了我的母親比阿特里斯·埃塞爾·斯蒂芬森。她是一個裁縫，自己開了一家店，１９１７年他們在他們相識的那座教堂結婚，我的姐姐穆里爾於１９２１年誕生。
我的母親很節儉，到１９１９年他們就能夠利用抵押貸款在北帕拉德買下他們自己的店。我們的家就在店的樓上，１９２３年我父親在亨廷托爾路又開了第二家店。這家店就在我後來念書的學校對面。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我誕生在北帕拉德店的樓上。
同年，我父親的經營又擴大了，他把與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商店相連的兩棟房子買了下來。我們的店和家位於一個繁忙的路口，離鐵路幹線不過１００碼。格蘭瑟姆是一個重要的鐵路樞紐，當"飛行的蘇格蘭人"機車風馳電掣地呼嘯而過時，我們可以據此來校對我們的時鐘。我最感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自己的花園。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父親才在北帕拉德更遠些的地方買了一棟有一個長條花園的房子。這是我們全家盼望已久的事。
"樓下開店樓上安家"的生活一言難盡。有這種經歷的人都知道，這種生活獨具特色。其特點之一就是你總是在上班。不管是深夜還是周末，只要人們缺少鹹肉、糖、黃油或雞蛋，就來敲你的門。我們都知道，我們靠為顧客服務謀生，抱怨是沒有用的，因此也沒有人抱怨。當然，我們首先要滿足顧客的需要，有人敲門時我的父親或者夥計就會去接待他們收取定單。我們在北帕拉德的店有３個夥計，在亨廷托爾路的店有一個夥計。有的時候我母親外出收取定單，這時她帶著穆里爾和我一起去，結果我的姐姐和我認識了鎮上許多人。
當然，我們不可能停止營業全家長時間外出度假。我們通常到當地的海濱療養地斯克格尼斯度假。但是，父親和母親必須在不同時間度假。父親每年休假一周，到斯克格尼斯參加他最喜歡的保齡球錦標賽。住在商店的樓上，孩子們可以比其他階層的孩子們更多地見到父母。無論是吃早飯時，還是吃午飯時，或者是下午喝茶或吃晚飯時，我都能見到父親。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交談，為此我很感激我的家庭。
我父親是經營雜貨店的專家。他總是爭取提供優質貨品，商店的布置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櫃檯的後邊有３排用紅木做的盛香料的抽屜，銅質把手鋥光剔亮、柜子看起來金碧輝煌。柜子上放著大型黑漆茶罐。有時分給我的活是把袋裝或箱裝的茶、糖或餅乾分裝成一磅或兩磅的小袋。在房子的後部有一個涼爽房間，我們稱作"老麵包房"，那裡掛著鹹肉，需要剔骨，切成細片。整個房間里瀰漫著香料、咖啡和熏肉的宜人香味。
我出生在一個講求實際、嚴肅認真、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我的父母都是虔誠的衛理公會教徒。實際上，我父親在格蘭瑟姆及其附近還是一個擔任傳教的居士，經常有人請他去傳教。他的佈道很有感召力，知識性很強。有一天我問他，他佈道時為什麼用一種"說教的語調"，他聽後大吃一驚。我想他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對福音的一種下意識的虔誠，與他開會或討論時事時的平淡聲調大不相同。
衛理公會教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星期天上午１１點，全家去教堂作禮拜。在此之前，我得去主日學校，下午也去主日學校。從１２歲起，我為唱聖歌的小孩子伴奏鋼琴。那時我的父母還常去教堂作晚禮拜。
活動太多了我覺得並非是好事。我記得有幾次我曾設法逃脫。我對我的父親說，我的小朋友們不去教堂，他們能夠出去散步。父親回答說："不要因為別人這麼做，你也這麼做。"這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當我提出想學跳舞時，他這麼說；當我有時提出想去看電影或外出到某個地方去玩時，他也是這麼說。不管當時我的感受如何，這種情操正如對我父親一樣對我也起了好的作用。
然而，我父親的責任感也總有其慈善的一面，這一點並不是人人都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窮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那些勤奮工作略有積蓄的人家，其體面的生活也岌岌可危，並不輕鬆。他們生活在刀刃上，擔心一旦災難降臨，或者稍有鬆懈，手頭稍有放鬆，就可能債台高築，被投入貧困的深淵。朝不保夕的生活往往使那些懷著最好的希望的人們變得冷酷無情，對人缺少寬容。我記得我父親與一位教友討論一位朋友的"浪子"。他把父母的積蓄揮霍殆盡，身無分文，帶著年輕的一家，來到父母的家門。那位教友的觀點很清楚：那個孩子不好，永遠也不會變好，應該把他趕出家門。我父親的回答在我的記憶中栩栩如生，他說：兒子就是兒子，當他上門求援時，應該用家庭的全部愛和溫暖來歡迎他。即使天塌下來，人總得有家可歸。
由此可見，我的父親是一個具有堅定原則的人。我母親總是說："你父親總是堅持他的原則。"但是，他不主張在應用這些原則時影響別人的生活。他當市議員和後來當高級參議員時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即安息日的活動安排問題。在那個年代，在格蘭瑟姆以及其他地方，電影院在安息日大都關閉。但在大戰期間我父親採取了一種實用主義做法，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做法。他支持電影院星期天開放，這樣可以使附近的駐軍有地方可去，而又不打攪那些在安息日想安靜下來沉思冥想的人們。同時，他強烈反對（儘管沒有成功）開放公園進行文體活動。他認為那樣會破壞別人的安寧。他把星期天看作一個特殊的日子，但在具體做法上又有靈活性。我雖然是個女孩，我對這些限制不以為然。但現在我可以體會到，只要合乎情理，我的父親這個具有高度原則性的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做出讓步。
不因別人持有不同意見或得不到別人的支持而改變自己的信念，這些正直的品質在我的少年時期就灌輸進了我的頭腦。１９３６年我１１歲時得到一本《畢比年刊》。約瑟夫·畢比是利物浦的一個製造商。他掙了一筆為數可觀的家產，用其中一部分編了一本宗教雜誌，這是一種稀奇的組合，有人物介紹，有家庭哲理，還有漂亮的名畫複製品。我當時還小，不知道他宣揚的是通神論（通神論是神秘主義、基督教義和"東方智慧的混合物，有的內容有意義，有的內容是胡言亂語。－－譯者注）。但是年刊是我最為珍貴的物品之一。首先，我從中學了一些歌謠，現在即席講話時我還在引用，因為隨著我的成長，我的許多感受在其中得到了體現。
一條船駛向東方。另一條船駛向西方，
它們乘的是同一股風；
是船帆，而不是風，
決定了船的航向。
埃拉·惠勒·威爾科克斯
再如：
偉人達到和保持的高度，
不是一蹴而就，
當夥伴熟睡時，
他們在深夜裡艱難地攀登。
亨利·伍茲沃思·朗費羅
不知是由於很小時就接觸到《畢比年刊》還是天性，我很快就喜歡上了詩歌。１０歲時我獲得了格蘭瑟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