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魯本斯接受幼兒園入園測試後，他的父母被園長叫了過去。「你們兒子的智商無法測定。」園長告訴他們。當然，這個「無法測定」是正面意義的，所以，在馬里蘭州經營小規模連鎖餐館的父親和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都高興壞了。
魯本斯滿十歲時，他的智商雖然在測定範圍內，但早已在正態分布曲線的末端了。圖表上的數據顯示，魯本斯擁有萬里挑一的優秀大腦。將美國全國與他智力水平相當或在他之上的人集合起來，也不可能坐滿棒球場的觀眾席。
不過，同大家的期待相反，魯本斯很早就知道自己難成大器。十歲出頭時，他就已經意識到自己缺乏獨創能力。儘管他可以繼承前輩所奠定的學問，但無法提出革新性的見解。人類歷史上，構建高度科學文明的，是天才們頭腦中的靈光一閃，而魯本斯在人生的早期就已經知道，自己的大腦中沒有接收這種天啟的天線。
所以，十四歲進入喬治敦大學的魯本斯，主動走下神童的寶座，滿足於普通優等生的地位。他對金錢和權力都沒有追求，只對知識有超乎常人的渴望。為了滿足這一慾望，他所有的課都去上，其中最吸引他的是科學史。從公元前六世紀的自然哲學誕生，到二十世紀理論物理學的發展——魯本斯可以在科學史課堂上領略人類知識的全貌，享受其他東西難以取代的愉悅。從科學的角度反觀人類歷史，尤其令人唏噓不已的，是阻礙了歐洲人知識進步的黑暗時代。如果沒有這段歷史，人類最晚也可以在十九世紀登陸月球。
大學時代，魯本斯的學習生活很充實，但其他方面卻很糟糕。由於他年輕而聰明，還有一頭金髮，相貌出眾，所以飽受學長嫉妒。經常捉弄魯本斯的學長，總是流露出難以抹去的敵意。最令魯本斯氣惱的是，他們特別喜歡嘲笑魯本斯是處男。這群得了紅眼病的男生，用開玩笑的口吻貶低他人。在反覆目睹他們醜陋的笑容之後，魯本斯發現了一種傾向：智力水平越是低下的男生，越是渴望在性方面處於優勢地位。如果見到魯本斯同女生親近，他們的語言就更加惡毒。這群愚蠢的男生，讓魯本斯聯想到為爭奪異性而兩角相抵的公鹿。
自那之後，魯本斯就成了一名冷酷的觀察者。他裝作懵懂無知，讓對方得意忘形，暴露出心中的獸性。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已被魯本斯看透，將自己的動物本性暴露無遺。
在魯本斯看來，社會生活中可見的所有競爭的原動力，都可以歸結為兩種慾望：食慾和性慾。為了比他人吃得更多，或者賺得更多，為了獲得更有魅力的異性，人會蔑視、排擠他人。獸性越是強烈的人，就越愛用恫嚇和計謀，越汲汲於攀上組織的頂端。資本主義保障的自由競爭，就是一種將原始慾望的暴力性轉換為經濟活動能量的巧妙制度。如果沒有法律，如果不關照全民福祉，那資本主義內在的獸慾就得不到抑制。總之，人類這種動物，總是用智慧來掩飾、隱蔽原始的慾望，冠之以正當之名，並滿足於這種自欺欺人。
進入大學六年後，二十歲的魯本斯憑藉數學基礎論研究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並頭一次了解到了女性肉體的美麗與溫柔。後來他離開了熟悉的喬治敦，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擔任博士研究員。為了學習複雜系統這門新科學，魯本斯又到了聖菲研究所。在那裡的咖啡館裡，他偶遇一名心理學家，聽對方說了一番非常有趣的話，從此決定了今後的研究方向：美軍士兵在戰場的開槍率。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敵人近距離遭遇後，美軍士兵扣動扳機的比例是多少嗎？」
對這個閑談中提到的問題，魯本斯未作細想便答道：「十次里有七次吧？」
「不對，只有兩次。」
見魯本斯臉上浮現出驚訝與懷疑的表情，心理學家繼續道：「剩下的八次，士兵都會以彈藥補給等理由迴避殺人行為。即便在遭受日軍自殺式攻擊之後，這個數字也沒有變化。也就是說，對最前線的士兵來說，自己被殺的恐懼，其程度遠不如殺死敵人的緊張。」
「真沒想到，我還以為人類很野蠻。」
心理學家聞言一笑，接著說：「還有呢。對這個調查結果感到驚慌的是軍方。士兵講道德可不是什麼好事。於是他們進行了如何提高開槍率的心理學研究，結果越南戰爭中的開槍率就陡增到百分之九十五。」
「軍方是怎麼做到的？」
「很簡單。他們將射擊訓練的靶標從圓形換成了人形，並且讓靶標像人一樣自動豎起，然後根據射擊成績獎優罰劣。」
「操作性條件反射啊。」
「沒錯，就像通過投食器控制小白鼠的行為一樣。不過……」心理學家沉下臉說，「這種『一見敵人就條件反射開槍』的訓練方法有一個重大缺陷，士兵只有開槍時心理障礙才會解除，但殺死敵人後仍然會產生精神創傷。結果，越戰老兵中出現了大量創傷後應激障礙症患者。」
「可是，」魯本斯不解地問，「如果人類如此憎惡殺人行為，為什麼還會有戰爭？就憑百分之二十的開槍率，美國又是如何在二戰中取勝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殺人魔』，可以毫無顧慮地殺人，即精神變態者。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返回社會後會過著普通的市民生活，只有在戰爭中，他們才會變成對殺人行為毫無悔意和自責的『理想的士兵』。」
「可是，光靠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麼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
「實際上，將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養成殺人惡魔是很簡單的。首先，通過對權威的服從和歸屬集團的同一化，消除個人的主體性。然後，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士兵與殺戮目標保持距離。」
「距離？」
「嗯。這個詞由兩個概念構成：心理距離和物理距離。」
比如，如果敵人屬於其他人種，或者語言、宗教、意識形態不同，那就會有心理距離，殺起來會容易得多。平時就與其他民族有心理距離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屬民族優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戰爭中很容易變為殺人者。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人很常見。只要再將敵人劣等、與畜生無異的觀念灌輸進他們的意識，打著正義旗幟的殺戮就可以開始了。這種洗腦教育，在所有的戰爭中，乃至平時，都屢見不鮮。給敵人取諸如「日本佬」「越南豬」之類的蔑稱，就是這種教育的第一步。
「為了保持物理距離，」心理學家繼續道，「就必須使用武器技術。」
在戰鬥最前線遲疑開槍和不願開槍的士兵，只要與敵人拉開一段距離，就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更具破壞力的攻擊手段——發射迫擊炮或艦載炮、飛機空投炸彈等。在眼前射殺敵人的士兵會背負終身難以癒合的創傷，而參加空襲、奪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彈手則感受不到絲毫內疚。
「有學者說，想像力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標誌。可是，在使用武器時，人連最低限度的想像力都被麻痹了。他們根本想不到轟炸機下亂竄的人們會如何慘死。這種反常的心理不僅出現在軍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明白嗎？」
魯本斯點點頭。人們往往會鄙視用刺刀殺死敵人的士兵，卻將擊落十架敵機的飛行員視為英雄。
「殺人武器的開發，強調盡量遠離敵人，盡量用簡單的手段大量殺傷敵人。於是，人類逐漸放棄了徒手搏鬥，發明了刀、槍、炮彈、轟炸機等武器，以至於洲際核導彈。而且，在美國，武器工業成了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所以戰爭永遠不會消失。」
接觸到這類研究的魯本斯，察覺到現代戰爭的一個共通點。戰爭當事者中最為殘忍、決定發動戰爭的最高權力者，往往與敵人的心理距離和物理距離最遠。出席白宮晚餐會的總統，既不會濺上敵人的鮮血，也聽不見戰友肉體被撕裂時發出的臨終慘叫。總統幾乎不用承受殺人所帶來的任何精神負擔，所以他與生俱來的殘忍才會被徹底釋放。隨著軍隊組織的進化和武器的改良，現代戰爭中的殺戮必然愈演愈烈。戰爭的決定者下達大規模空襲命令時，不會感到半點良心上的責備。
那麼，明知數十萬人的性命將毀於一旦，卻仍下令開戰的一國領袖，其殘暴性與普通人一樣嗎？還是說，他們本就是異常的人類，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後隱藏著非比常人的攻擊性？
魯本斯推測答案是後者。被權勢欲所俘虜、在政治鬥爭中取勝的人，應該具有超常的好戰資質。可是，在民主國家，這樣的人反而會被選為領袖。民主選舉遵從民意，被人民選中的人體現的正是集體的意志。換言之，戰爭心理學研究的其實是當權者的心理學。為了了解人發動戰爭的原因，就必須破解發動戰爭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聖菲研究所，魯本斯一邊加深對複雜適應系統理論的認識，一邊利用閑暇時間從事此類研究。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之後，他對以掌權者為唯一研究對象的戰爭心理學的興趣也沒有減弱一分。他在短時間內學習了精神病理學和臨床心理學，運用病理學，嘗試分析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