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南鄉正二才十九歲，那時他見到了一張招募刑務官的宣傳海報，但那上面完全沒有提到職務還包括「處決死刑犯」。
海報上只寫「這是個好工作，可引導罪犯改過自新，可防止罪犯隱匿證物，可讓獄中被告接受公正的審判……」，就是未提「行刑」二字。
南鄉通過考試，被分發到千葉監獄任職。此獄之囚均為「LA級」，即「首次入獄但刑期為八年以上者。」起初南鄉在保安課實習，盡做些雜務，後至「矯正進修班」上了七十天的「初等科進修課」，研讀相關法律並苦練防身術，終於成為正式職員。
但他回到千葉監獄後，卻因現實與理想差距過大而心灰意冷。當時全國各監獄管理狀況都不好，多數受刑人並未真心悔改，獄方人員也沒有盡心教育囚犯。
許多囚犯遭受虐待，便提出控告。有些獄卒同情他們，挺身作證，但卻被反咬一口而遭記過處分。牢獄已非感化之地，而成了一個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黑暗世界。
為除此弊端，大阪監獄首倡「管理行刑制度」，成效顯著，於是全國採行，各地獄政煥然一新。其方針就是「軍事管理，全面監控，嚴刑重罰」，並規定所有獄卒均須隨身攜帶「發奸除弊簿」。囚犯稍有不守規矩的言行，立刻會被記錄下來，然後就有得受了。
南鄉當上「法務事務官看守」那一年，正是日本行刑制度耳目一新的時期。
南鄉雖依規定行事，心中卻始終把著「自己所為何事」的疑問。
受刑人在集合整隊時若東張西望，南鄉就必須依規定將之重罰。
許多同僚還蔑稱受刑人為「吃免費牢飯的」。只顧完成上級規定的工作量而絲毫不體恤囚犯的獄卒亦所在多有。
南鄉也知道有不少同仁對此風潮大皺其眉，但都莫可奈何。他們那「感化壞人，刑期無刑」的理想早已被摧殘殆盡。
可是又怕一旦放鬆，有些囚犯就會得意忘形，不守牢規。在未實施「管理行刑制度」之前，還發生過「牢中流氓指揮獄卒去外面路邊攤買拉麵回來給他吃」的怪事。
該如何取捨拿捏呢？站在獄政工作最前線的獄卒均大表為難。
工作五年後，南鄉的觀念改變了。
在一年一度的「獄中運動會」上，南鄉忽有所感，大受衝擊。那天是很特別的日子，受刑人可在操場上到處亂跑，大聲喧鬧。
那時南鄉忽然想到：此獄共有三百多名殺人犯，這也就是說，至少已有三百多人已死在這些囚犯手中。
一念及此，眼前這些囚犯突然變得面目可憎。這天有加菜，每個囚犯都多得了幾個包子，他們正在狼吞虎咽，大吃特吃。南鄉望著他們，心中想著：為什麼要討好他們？讓他們這般快樂，如何對得起那些慘遭他們殺害的人？那些犧牲者在天之靈一定很不高興吧？
那時南鄉正在用功讀書，準備參加「中等科」的考試，及格的話即可陞官。
「刑法史」也是他研讀的科目之一，因此他知道一些刑法的歷史性論爭。此刻他想到的就是那些論爭的內容。
在近代刑法的搖籃期，歐洲大陸出現過許多次激烈的論戰，其焦點就是集中在「刑罰為何目的而設」這問題上。
有一派是「報應刑罰思想」，主張「向犯罪者報復」；另一派為「目的刑罰思想」，主張「感化罪犯以消除社會隱憂」。兩派人馬長期論戰，最後是互相截長補短，止論息爭，並且形成了目前整個刑罰體系的基礎。
但各國所訂法律並不相同，各有偏重之處，此乃理所當然。歐美各國多采「報復論」，日本則傾向「目的論」。
南鄉讀了這些內容，才知道自己內心為何會感到矛盾。這種「管理行刑制度」表面上是標榜「感化教育」，實際上卻是嚴刑峻法。
現在的南鄉已決定和那些殺人犯背後的冤魂站在同一邊，他已認定「嚴懲犯罪者」便是自己應做的事。只要想到被害者，他就會認為「報復論」才是不容置疑的公理正義。
從此以後，南鄉便完全按「管理行刑制度」的規定行事。當他通過「中等科」考試並進修一段時間後，官階就升為「看守組長」。上司對他評價頗高，於是便讓他轉調至東京看守所。
他就是在那時嘗到了人生中第一次「親手處決犯人」的滋味。
那看守所位於東京的「小菅」。當時南鄉才二十五歲，在此當官自然是得意洋洋。他已發現：刑務官的世界是一種階級社會，上司的命令必須絕對服從。因此他決心力爭上遊，爬上高位。他知道：若不當高官，將一事無成。
此時的南鄉依然以推行「管理行刑制度」為己任。關在此地的，則全都是一些所謂「毫無悔意，罪無可逭」的死刑犯。
死刑犯並非被囚禁於監獄，而是被關在看守所內。在死刑判決確定之前稱「未決囚」，之後則叫「確定囚」。他們被集中在同一區，受到嚴密監控，囚號末尾均為零。東京看守所「新四舍」的二樓就是死囚牢房，通稱「零號區」。
那時南鄉已當了六年的刑務官，但對死刑並未深入了解，還跟普通人一樣，認為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事。
他上任不久，一位保安課員便帶他去「零號區」視察。來到走廊時，那人低聲向他說：「就要進入零號區了，請注意，腳步要盡量放輕，最好不要發出聲音，而且絕對不可在牢門前停下腳步。」
「這是為什麼？」
「有些囚犯會以為那是要來押他上刑場的，結果就歇斯底里大吵大鬧。」視察完畢，回到辦公室後，這位同事講了一個實際上發生過的恐怖故事給南鄉聽：一獄卒欲至一死囚之牢房辦事，不巧是在上午九點多去的，那剛好是押人上刑場的時間。獄卒於牢門外呼叫，卻無應門聲，內心起疑，便從窺視窗望進去，竟發現那死囚已暈厥在地，大小便皆失禁。幾天後，此牢房之「呼叫器」往上升——呼叫器是塊木牌，連接至牢房內，囚犯若有事，只需拉動握柄，走廊上的木牌即往上升，獄卒便知囚犯在呼叫——那獄卒便走到牢房門口，從窺視窗望進去，不料那囚犯竟從裡面以手指戳瞎了獄卒的眼睛。
「死囚均處於所謂的『極限狀態』。」那同事解釋道：「不明此理則無法妥善對待。」南鄉口服心不服。他仍記著運動會時的景況，那些殺人犯大啖肉包時的嘴臉令他憤憤不平。其中有一個，他印象特別深，那人雖然殺過人，卻只被判十五年徒刑。現在這死牢中的，必定都是比那人更壞、更殘暴的壞蛋，有什麼值得同情的？這是南鄉內心的感想。
一個星期後，南鄉和那位同事去附近散步，見到樹林中有一棟乳白色的小屋。那屋子的外形很像一般森林公園中的管理站。
南鄉隨口問：「那是什麼？」
同事回答：「是刑場。」
南鄉立即駐足觀看。那屋子外觀相當雅緻，但鐵門十分厚重，顯得很不搭調。
南鄉忽然害怕起來，心想：我會不會被派去處決犯人呢？行刑那一刻，此屋中究竟是何景象？
當天他下班回宿舍後立刻去找資料，他想了解獄方如何對待死囚。但其中有關「行刑步驟」的部分卻始終找不到答案，那些前輩也都不肯告訴他，每人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一觸及此問題就三緘其口。其實，有親手行刑經驗的刑務官本來就只佔極少數。
南鄉記得在千葉監獄時曾聽一名老獄卒說：「死神必在黃昏出現，祂駕著黑車停於大門前，黃昏若有黑車來，絕對會有人魂飛魄散。」當時南鄉根本就聽不懂，如今才想到這段話可能跟處決步驟有關。
他在查資料時發現了一些制度上的問題。法律規定「死囚待遇等同於刑事被告」，也就是說「視同一般尚未判決確定之囚犯」，然而現實卻與法律不符。法務部於一九六三年已下令「隔離死囚」，因此幾乎所有死囚對外聯絡管道均已切斷，連跟鄰房囚犯交談也不行。更有甚者，連「收發信件的規定」之類的小事也交由看守所的所長去自由裁量。由此看來，全國的死囚顯然不會受到公平一致的對待。
南鄉一向主張「嚴懲重犯」，對此制度大感不滿。他心想：「組織規定」的效力居然高於「法律條文」，一個法治國家怎能容許此種狀況存在呢？
這種不滿也成了南鄉奮發向上的原動力。他決心要通過「高等科」的考試，以便升上更高的官位。
他想：雖然我只有高中畢業，但只要能升上「矯正管區長」，還不是能跟那些法務部的官員平起平坐？
有一天，死神終於出現在他眼前。那時他正在用功讀書。
黃昏時刻，一輛黑色公務車來到辦公室大門前停下，一名三十多歲的黑衣男士手提公事包走下車來。
南鄉見到那人胸前的銀色徽章後，才知道「死神」的真正身分。此人乃是東京高等檢察廳的檢察官，手中所拿的正是「處決令」。那銀色徽章又叫「秋霜烈日徽」，象徵檢察官操守之堅就像是秋天的寒霜，執法的嚴格恰似夏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