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提前畢業，踏上了多風多浪、多災多難的文壇。盲從和無知，給了我自信和力量。我自以為已經掌握了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正確地理解了社會、理解了人。我站在講台上，大聲地宣讀根據領導意圖寫成的講稿，批判我的老師所宣傳的人道主義。我說：「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滿堂的掌聲使我陶醉，我為自己成為這樣的「戰士」而感到自豪。
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寫起小說來了。我要在小說中宣揚的正是我以前所批判過的某些東西；我想在小說中傾吐的，正是我以前要努力剋制和改造的「人情味」。這對於我來說真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
哲學家只要用一句話就能說明我的這個變化：經歷了一次否定之否定。我不是哲學家，而只是一個有著正常的感覺器官的普通人。所以，我看到的是命運。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我的親人和我自己的命運。充滿血淚的、叫人心碎的命運啊！還有，我看到的是一代知識分子所走過的曲折的歷程。漫長的、苦難的歷程啊！
我曾經是一個熱誠而又單純的青年，頭腦里除了熱愛黨，熱愛新中國，努力學習，為人民服務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了。我對黨和社會主義的感情是十分真誠的。這是因為，祖國的解放給我提供了一條我家祖祖輩輩不曾有人走過的道路，我成了我的家族中第一個讀書的女孩子，第一個受完高等教育的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又是那樣吸引著、鼓動著我的年青的心靈。我堅定地相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的道路是平坦的。我無憂無慮，無私無畏，心裡充滿了溫暖和友愛。
一九五七年，我的頭腦里多了一根弦：階級鬥爭。一九六六年，我的頭腦里又多了一根弦：路線鬥爭。
我曾經努力理解並且在頭腦里「繃緊」這兩根弦。我做過「大批判」的「小鋼炮」，當過「紅司令」的「造反兵」。我曾經虔誠地相信：人世間的一切都是階級鬥爭。年年、月月、天天，都不能忘記階級鬥爭。
然而，我畢竟是人，我的感覺還沒有麻木，因而能夠感到道路的坎坷，看見人們身上的血跡，臉上的淚痕。這「人們」包括我自己和我的親人。雖然，我不敢也不願意去懷疑那一條極左路線，但是，我感覺到良心的蠕動，聽得見靈魂的呻吟。我常常在心底里對自己發問：我們的鬥爭會不會過頭？我們有沒有冤枉好人？有沒有必要在中國的國土上無時無刻、無休無止地挑動「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這兩根弦？
隨著揭發「四人幫」鬥爭的深入，我知道了許多原來不知道也不能想像的事情。猛然間，我感到心中的神聖在搖晃，精神上的支柱在倒塌。我什麼也看不清了。我常常一個人發獃發愣，痛哭，叫喊。我多麼想抓住我曾經信奉的神祗和那些努力在我心裡塑起神像的人們來問一問：以往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真的嗎？為什麼在當時你們是另一種說法？是有意隱瞞，還是有一個「認識的過程」？
我的靈魂在一段時期內處在黑暗中。
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把我從黑暗引向光明。我明白了，不論是人、是鬼，還是神，都被歷史的巨手緊緊地抓住，要他們接受實踐的檢驗。都得交出自己的帳本，捧出自己的靈魂。都得把雙手伸在陽光下，看看那上面沾染的是血跡還是灰塵。我微如芥末。但在歷史面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帳本要我自己去結算。靈魂要我自己去審判。雙手要我自己去清洗。上帝的交給上帝。魔鬼的還給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臉上！
於是，我開始思索。一面包紮身上滴血的傷口，一面剖析自己的靈魂。一頁一頁地翻閱自己寫下的歷史，一個一個地檢點自己踩下的腳印。
終於，我認識到，我一直在以喜劇的形式扮演一個悲劇的角色：一個已經被剝奪了思想自由卻又自以為是最自由的人；一個把精神的枷鎖當作美麗的項圈去炫耀的人；一個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人。
我走出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慾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
一個大寫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棄、被遺忘的歌曲衝出了我的喉嚨：人性、人情、人道主義！
我如夢初醒。雖然是冷汗未乾，驚魄未定，但總是醒了。我要向同類宣告我的清醒，於是寫小說。前年，我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詩人之死》，今年寫了這部《人啊，人！》，這兩部小說的共同主題是「人」。我寫人的血跡和淚痕，寫被扭曲了的靈魂的痛苦的呻吟，寫在黑暗中爆出的心靈的火花。我大聲疾呼「魂兮歸來」，無限欣喜地記錄人性的復甦。
我沒有讀完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更沒有專門研究過馬列主義。但就我讀過不多的幾本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我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是相通的，或一致的。即使從經典中找不到理論根據，我也不願意壓抑自己心靈的呼聲了。該批判就批判吧，它總是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自覺自愿的自我表現。咎由自取，罰而無怨。
也是物極必反吧，現在我對「自我表現」這頂帽子一點也不害怕了。我不怕人們從我的作品中揪出一個「我」來，更不怕對這個「我」負責。我想，一個人所以拿起筆來創作，總是因為心裡有些什麼特殊的感受要表現吧？文藝創作要與「自我表現」絕緣或劃清界限，怕也只能是一種幻想，或者是對文藝的無知。全部問題在於，作家要表現的這個「自我」與自己的時代和人民有著怎樣的關係。我認為，在生活和鬥爭中，作家應該力求忘記自己，把自己融合到人民群眾的共同事業中去。他應該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的喜怒哀樂、抑揚褒貶也應與人民息息相通。這樣，他要表現的「自我」也就是人民群眾的「自我」的具體的、個性化的表現。然而，在創作的時候，作家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自己。他應該儘可能地去發現自己，表現自己獨特的感受和見解。他要用自己的喉嚨去歌唱，用自己的語言去說話。作家站在人民面前，就像一個剛剛落地的孩子在母親面前：赤身露體，不怕帶有血污和羊水；張大嘴巴哭叫，不怕本來皺巴巴的小臉現出苦相。沒有什麼可以難為情的，喜悅和痛苦，美和丑，本來就是相互依存、與生俱來的。
從事文藝理論工作多年之後才提筆寫作，現在又仍然從事文藝理論的教學工作，就好比既是「半路出家」又是「帶髮修行」，總難免「塵緣不絕」。我在創作的時候，常常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文藝理論中的一些問題。在寫這本小說的時候，我更是比較自覺地在實踐中探討某些理論問題了。
我看古今中外所有偉大的文藝家，幾乎同時都是偉大的思想家，甚至是偉大的哲學家。沒有深刻的思想，對生活缺乏真知灼見，不也是公式化、概念化產生的一個原因嗎？我是一個文藝理論的教師，我不可能不接觸大量的理論著作，包括文學的、哲學的、甚至還有政治經濟學的。在創作的時候，我也不可能下一道命令，讓這些概念和邏輯暫時退隱，讓位給捉摸不定的「形象思維」。我採取了這樣的態度：讓一切思想、邏輯都自由地活動，讓它們幫助我認識和分析生活，甚至構成我的作品的內容。平時，我在生活中有了一點一點的感受，經過思索，感到有反映出來的價值。但是，我並不能馬上進入創作過程。只有當我對許許多多現象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的時候，也就是說有了主題的時候，我才能動手寫。思想不但沒有妨礙我的想像和感情活動，反而推動了它們。我是一個極易激動的人。創作中更是如此。但是，任何時候，我都沒有喪失清醒的理性，我一直不斷地分析、思索自己所寫出來的東西。甚至還要暫時中斷一下創作去讀一點理論著作。我覺得，我對自己所寫的東西認識得越透徹，我的感情的激動就越強烈。
我並不否認，文藝創作的過程中有著十分複雜的精神現象。對這些現象，我們的研究和探討是遠遠不夠的。比如，藝術形象構成過程中藝術想像的作用；藝術想像的規律和藝術想像力的養成；靈感狀態的形成和它在藝術創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藝術創作活動中，作家的主觀意圖和客觀現實生活怎樣互相作用？作家的理智和感情又怎樣互相作用？作家的生活經歷、文化修養、個性特徵如何轉化為創作個性？等等，等等。應該專門建立一門學科去研究它，叫做「文藝精神現象學」或「文藝心理學」。
「四人幫」粉碎以後，為了恢複藝術的生命，追求藝術的真實，現實主義被提到崇高的地位，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一直在想，只有現實主義的方法才能達到藝術的真實嗎？或者，現實主義的藝術才是最真實的藝術嗎？回答不是肯定的。
如果僅僅把藝術的真實理解為生活真實的摹擬，那麼現實主義所採取的「按生活的原來的樣子去描寫生活」的方法無疑是最好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