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發明的力量、功效和結果，但它們遠不如三大發明那麼惹人注目；這三大發明古人並不知道，它們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因為這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和狀態。」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弗蘭西斯·培根（1561 －1626年）這一論斷的重大意義在於：他富有洞察力地選擇的三大發明都起源於中國。然而，這三大發明對中國並沒什麼作用，相反，卻在西方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中國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國的帝國組織滲透甚廣，決不允許這些發明破壞傳統的制度與習俗。於是，印刷術用於傳播古老的觀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藥加固了皇帝的統治，而不是正在出現的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針除鄭和用於著名的遠航外，並不象西方人那樣用於世界範圍的探險、貿易和帝國的建立。
這一重大差別的根基，在於新的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它複雜多樣、適應性強，擺脫了束縛歐亞大陸其他所有文明的傳統枷鎖。結果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改變了西方，而且，如培根所預見的那樣，當革命的新社會的有力的擴張主義降臨時，改變了整個世界。
一、西方社會的多樣性
「為了避免即將降臨的災難，人們將自己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祈禱上帝的人；第二類是經商、種田的人；第三類是為了防護前兩類人使之免受不公和傷害而產生的騎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這一分析，簡單而又本質地描繪了中世紀西方社會的劃分：教士、勞動者和騎士。儘管這三個階層在歐亞大陸諸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於羅馬帝國的崩潰和未能重新建立帝國組織，它們的地位和相互關係卻是獨特的。在這些情況下，這三個階層的作用究竟如何，將根據它們所體現的三種制度予以考慮；這三種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會。
封建制度是一種政體，在這一政體中，那些擁有地產的人也擁有政權，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契約取代了國家權力。封建制出現時的背景是這樣的：德意志君主已奪取羅馬帝國的權力，但缺乏資金維持官僚機構、法院和軍隊的給養。當時選擇的辦法是將地產作為服務的報酬，但接受者，即封臣們傾向於將地產當作私人領地來管理。查理曼十分強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們宣誓效忠，但在其軟弱的繼承者的統治時期，政權轉到了封臣們手中；封臣們的地產即采邑實際上已變得不可剝奪。這些強有力的封建領主再把他們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給那些依靠他們而不是依靠國王的追隨者。封建主和封臣之間的封建契約，規定了彼此間的某些義務。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應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護；而封臣則應根據當地習慣，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約40天。
在查理曼帝國崩潰後形成的各封建王國里，這一封建化過程在迅速地進行。由於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當、合法的權益名義上來自皇權，所以，封建主選擇國王非常謹慎，即使他們無意尊重他的統治權。但是，1000年之後，當西歐隨著外來侵略的停止而安頓下來時，統治者漸漸能夠維護他們的封建權力，並開始建立強大的君主國。在隨後幾個世紀中，國王與貴族間的鬥爭是西方政治歷史的實質。
正如封建制度隨著大規模的政治組織的崩潰而出現，采邑制度隨著大規模的經濟組織的崩潰而出現。因而，采邑是靠農奴經營的自足自給的村莊；農奴不能隨便離開，並以其勞動養活教俗封建主集團。采邑的大小極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數少者二十，多者數百。農奴與奴隸不同，他既有義務，又有公認的權利。他受到保護，擁有一塊土地，以維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並享受許多宗教假日和收穫節日，以得到辛勤勞動後的暫時休息。作為回報，他必需耕種耕地中留給封建主的那些田地，為封建主做家務及其他農田雜活，並將自己任何來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給他。
由於遠距離貿易、中央手工業生產、帝國貨幣等的實際消失，采邑必須為自身提供幾乎所需要的一切。儘管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或可能由於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來邑的技術同羅馬帝國時期的技術相比，一點也不原始。隨著帝國經濟的崩潰，奢侈品生產、灌溉工程、溝渠和公路系統也遭受損失。但是，自給自足的村莊，恰恰因為它們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並不需要帝國組織。它們以穩步增長的效率，在當地村與村的基礎上發揮作用。采邑保存並改進了磨坊和鐵匠工場，因為鐵可以在地方上生產，所以這時使用的鐵比以前更多。於是，中世紀西方的農業技術，如本章第三節所述，取得了更大進展，超過了希臘-羅馬的水平對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至於教會，我們同樣發現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發展，即恰恰因為羅馬的滅亡，教皇變得更為強大。他無需象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德里亞和安蒂奧克的主教們反對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樣同皇帝的統治作鬥爭。當某個皇帝試圖控制西方教會時，教皇基拉西烏斯（492－496年）送給他一封信，在這封著名的信中，他斷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權，應對教會的行政負責。」更重要的是，教皇進而聲稱神權優越於俗權：「兩者之中，神權的責任更為重大，因為他們甚至須對統治人們的君主們傳達神意。」
查土丁尼對義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繼承者們能控制羅馬教皇的職位，結果，678 室752年間的13任教皇中，至少有11位是希臘人或敘利亞人。但隨著倫巴第人入侵義大利和伊斯蘭教征服埃及、敘利亞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預西方的能力大大減弱（見第十五章第一節）。羅馬教皇的職位如今從受困的君主坦丁堡轉入法蘭克人手中，教皇還同法蘭克人締結了盟約，這最終導致800年時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加冕。與此同時，教皇的傳教團改變了異教的北部地區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權力在西方得以進一步加強。由於他們的成功，新的教會相繼成立：597 年成立了英格蘭教會，7世紀創立了倫巴第和弗里西亞教會，8世紀創建了德意志教會；這些教會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即「全世界的」教規。
當時西方新的多樣性社會的組成部分有以下這些：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獨立教會，代替帝國當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羅馬時期奴隸種植園、各自開墾荒地的自治的來邑，不久後以其來自城市的獨特有效力而於貴族、高級教士、最終於君主頗為不利的新興的商人階層。這一社會，這一全歐亞大陸獨一無二的社會，在1O00年後的500年中如何發展和適應，以及最終怎樣發展起對外擴張的力量與動力，將在以後幾節中予以敘述。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中世紀歐洲跑到其他地區前面去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處的有利位置。歐洲因地處歐亞大陸西端，1000年後未曾遭受侵略。西歐相隔遙遠的意義在13世紀蒙古人肆意侵佔俄羅斯、 15和16世紀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爾幹半島、柏柏爾人屢次進攻北非等方面表現得十分明顯。由於免遭這種蹂躪，西歐同更易遭受侵略的東方地區相比，無疑享有極大的優勢。
同樣重要的是，歐洲擁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資源。北歐大部分地區是一個大平原，它始於比利牛斯山脈西端，向東、北方向延伸出去，且越往前延伸越寬，最終形成了從黑海到波羅的海連綿不斷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來的西盛行風徑直吹過這些橫跨整個歐洲的平原，進入俄羅斯。因此，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區氣候較溫和，長年多雨，加之士地肥沃，為農業生產提供了理想的條件。河流終年無冰，水量充足，為交通運輸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鋸齒形的海岸線進一步加大了這一優勢，為內陸地區到達沿海口岸提供了較方便的通道。某些高原和山脈雖中斷了連綿不斷的大平原，但它們不是很高很大，沒有嚴重影響交通運輸。相反，這些山脈礦物資源豐富，是巨大的物質財富，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當然，千萬年來，這些自然資源一直是人們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術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這一對適當的技術的要求在各地和各時代都起作用。例如，上個世紀，美國從明尼蘇達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薩比嶺鐵礦區獲得巨額利潤，但印第安人在這個地區漁獵了幾千年，卻沒有利用這些礦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東、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開發的貯量豐富的油田，情況同樣如此。中世紀的西歐也是這樣，在那裡，先進技術首次使當地資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結果，生產率的提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歐洲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從傳統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轉移。
三、技術的格外早的發展
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比整個古典希臘和羅馬歷史時期所取得的進步還要多。一個原因是，西歐沒有奴隸制，而奴隸制往往阻止技術革新。另一原因是，邊遠地區的環境普遍地促進了節省勞力的發明。中世紀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於技術的發展。在這一制度下，社會階層的範圍並非從「神聖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隸，而是從具有一定權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