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最終由隋、唐繼承，使中國文明繼續沿著傳統的道路發展，這種情況與羅馬帝國崩潰後西方所發生的獨特變化形成鮮明對照（見第十一章第三節）。隨後1000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偉大的黃金時代。早在漢代，中國已成功地趕上歐亞大陸其他文明，而現在，即中世紀時期，中國則突飛猛進，仍是世界上最富饒、人口最多、在許多方面文化最先進的國家。
從6 世紀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到16世紀西方人開始由水路侵入中國，這1000年是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空前穩定的時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這種穩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壞事。說它是好事，是因為在這1000年中，中國社會比世界其他任何社會，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質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說它是壞事，是因為正是這種成就和舒適，使中國雖不是絕對靜止，但卻相應地保持不變。然而，在這同時，如下章所述，西方由於技術發展早、經濟繁榮以及社會、政治等多種因素，正在發生著變化。而所有這些形成一種推動力，最終導致世界性霸權。結果，極為穩定而又保守的中國社會，被西方的不可阻擋的擴張主義弄得四分五裂。但這一點不應抹殺：整整1000年，中國文明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對人類遺產的巨大貢獻，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
一、隋朝統一中國
6世紀的中國粗陶塑像。
隋朝（589 —618年）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約早八個世紀的秦朝一樣。兩者都在經歷長期的混亂之後，重新統一了中國，然後，都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但是，在這過程中，它們都沉重地壓迫人民，都遭到了眾多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抗，以致都幾乎是其創立者一死便崩潰。
秦朝統治者的偉大貢獻是：統一全中國，修建公路和開挖運民修築長城，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擴大並鞏固疆土。隋朝統治者的成就與此非常相似，且同樣窮極民力財力。他們重建部分失修的萬里長城，開挖後被稱為「大運河」的龐大的運河系統的主要河段。這一大運河滿足了將已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的長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連接起來的迫切需要，但為此付出的財產和生命的代價是十分昂貴的。後來，一位中國作家評論道：此項工程的發起者隋煬帝「雖使他的朝代縮短了許多年，但給子孫萬代卻帶來莫大的好處。他雖實行暴政，但其統治將被認為具有不朽的功績」。
拓疆擴土的一系列戰爭，同樣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些戰爭使帝國的疆域擴大到包括台灣、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肅在內的地區。但是，征服朝鮮最北部領土的企圖卻慘遭失敗；當時的朝鮮分成三個王國。連續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撓的朝鮮軍擊退。於是，不滿的士兵發動兵變；而全國各地的農民，也因賦稅過重而起來造反。隋煬帝逃到南方，618年被暗殺。幾個覬覦王位者隨後展開爭奪，獲勝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國和西方許多歷史學家稱為最輝煌的朝代。
二、大唐帝國
唐朝最明顯的特點是帝國擴張。通過一系列大的戰役，它的疆域甚至超過漢朝。唐朝在中亞建立了中國的宗主權，控制整個塔里木盆地，並越過帕米爾高原，控制奧克蘇斯河流域各國，以及個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區。另外，南部的西藏、西北的蒙古、東北的朝鮮和滿洲等廣大地區，這時也被迫承認中國的宗主權。當時世界上，只有中東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國能與之匹敵。中國人的勝利，不應完全歸於其優越的物質力量，下面這段東突厥人關於他們與大唐帝國的關係的敘述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
國內重建了強大的中央政府，使對外征服成為可能。如前所述（第十章第五節），漢朝被強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服這些地方家族積聚起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大地產，在這上面建造堡壘式的莊園，成功地與中央政權相對抗。佛寺的出現促進了國家的分裂，這些佛寺因擁有廣闊的、其面積不斷增長的土地，也向帝國政府提出了挑戰。
解決這一政治分裂的方法，在改朝換代間的幾個世紀中逐漸形成，並由隋、唐官僚加以完善。它由「均田制」組成，即：中央政府分給每個強壯的農民大約19 英畝土地。這並不是去剝奪大家族所佔有的土地，而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土地，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農民得到政府的贈與地，而且實際上，並非他們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然而，「均田制」的確對削弱大家族的控制、加強唐朝統治有所幫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產的增長。它也增加了國家稅收，因為雖然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稅，但廣大小農卻要納稅。此外，農民們還得接受軍事訓練，組成一支常備軍，從而加強了帝國政府的軍事地位。
唐朝還通過發展一支能管理全國的精幹的官僚隊伍，來鞏固帝國政權。前隋朝恢複了漢朝的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據儒家的基本信條—— 徵召有才能的人較之西方典型的、進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決國家的種種問題——繼承並發展了這一制度。這一制度完全形成後，由在一連串複雜的儀式中舉行的一系列考試組成。首先是地方和縣城的考試，每兩、三年舉行一次。大約有8％的考生能通過地方考試，參加幾星期後的縣城考試。有幸通過考試的人（約一半考生）有資格擔任較小的官職，並可進一步參加省城的鄉試；鄉試每三年舉行一次，成功者有權參加在京城舉行的會試。只有6% 的人能通過這一「籬笆」，有資格擔任較高的官職。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一級的殿試，被吸收為中國最高貴的學術團體——翰林院的成員；史官和其他職掌文學的高級官員都是從翰林院中選拔出來的。
最初的考試完全是綜合性的，著重強調儒家經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教學和政治時事等。漸漸地，這些考試集中於文體和儒家正統觀念。最後給果是形成一種制度：從理論上說，官職之門向一切有才之上敞開，但實際上卻有利於那些有足夠財力進行多年的學習和準備的階層。這並不意味著，統治中國的是世襲貴族階層，相反，是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他們為中國提供了一種贏得歐洲人敬佩的有效穩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這一制度，扼制了創造力，培育了順從性。只要中國仍相對地孤立在東亞，它就會繼續提供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隨著生氣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轉而起了阻止中國人作出有效的調整和反應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終被徹底廢除為止。
京城設有三個最高管理機構，它們是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中節省直接在皇帝的領導下工作，制定政策；門下省審議中書省的決議，必要時，將決議駁回中書省重新考慮；尚書省負責貫徹執行中書省和門下省的決議。尚書省下設六部：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利部；禮部被授權掌管文職人員的考試。
京城長安是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機構的所在地，是一座約1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寬闊的大道縱橫交錯，大道上時常擠滿了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各種中亞人。他們是作為商人、使節和僱傭軍來到中國的。對外國人來說，除蒙古人的元朝這段短暫的時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加開放。
這種開放在宗教事務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帝國疆土的擴大，陸上海上貿易路線的重新開放，致使外國許多宗教思想和大批傳教士湧入中國，其中佛教的情況尤其如此。佛教最早於漢朝由印度傳入中國（見第七章第三節），漢後王位空缺的混亂時期，開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戰。在這一動亂時期，儒教日益受到懷疑，因為它對孝道和家庭忠誠的強調，似乎削弱了一個已經衰弱的國家。因此，王位空缺時期，佛教影響迅速增長，唐朝初期，其影響達到頂峰。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有時被稱為「佛教時期。」
唐朝皇帝唐太宗（597-649年）墓中的浮雕：一匹栗色的戰馬。
雖然佛教在中國獲得大量的財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此過程中，它卻完全中國化了，同時還十分有助於新儒學的產生。當時，中國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極為開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漸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禪宗派，後傳入日本亦稱為「禪宗」。這一宗派強調默坐專念和信賴自己，是唐後唯一繼續朝氣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國化的另一特徵是，國家試圖按照典型的中國人的觀念——宗教應為國家利益服務，應作為國家精神機構發揮作用一來控制甚至賄賂拉攏寺院和廟宇。
控制的企圖結果失敗了，政府最後採取了徹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強調個人的靈魂得救，而不強調家庭義務的承擔，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傳統正好相反。僧徒、尼姑與世隔絕，也與中國的傳統背道而馳，被認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會的。首先，政府垂涎於寺院在數世紀里積累起來的巨大財產和地產，因而進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