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期，偉大的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文明，在歐亞核心區後統治地位。然而，邊遠地區的游牧民，最終踐踏了這些文明，從而根本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在這些帝國貌似堅固的外衣下，潛伏著必將導致衰微和最終崩潰的禍根。技術停滯不前，生產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3至6世紀遭到蠻族的猛烈衝擊。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響因地而異。中國北部和印度北部雖遭蹂躪，但仍保持了各自獨特的文明；中國南方和印度南方，因與游牧民族相距遙遠而幸免於難；拜占廷和波斯帝國勢力強大，足以擊退侵略者；而西方卻長期屢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馬札爾人和維金人的侵略，因此，其舊秩序遭到破壞的程度，比歐亞大陸其他地區遠為嚴重。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種破壞，成為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為在舊文明的廢墟中，能產生出一種嶄新的文明，一種更能適應變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將敘述古典文明的意義及其衰落，闡明西方開始走向世界統治地位的情況和原因。
一、古典文明的歷史意義
明確地說，古典文明同上古文明一樣，都是建立在階級分化的基礎上。歸根到底，它們都依賴於農民群眾的勞動，正是農民群眾的勞動，提供了維持統治者生存的剩餘產品。
歐亞大陸各文明地區，儘管在細節上彼此不同，但總的社會結構還是相似的。社會的頂層是統治一切的國王和皇帝。下一層是貴族和高級官吏——古羅馬的元老院議員、伊朗的武士貴族、印度的王子和中國的諸侯和大臣；另一特權階層是祭司集團，如：印度的婆羅門、伊朗的祅教增、基督教教士以及儒家世俗文人。再下一層是遍及各地、從事製造業、採礦業、批發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及施放高利貸的貿易者和商人。而在這座金字塔的最底層，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業勞動者和手工業者，他們中間有些是自由民，其餘都是農奴或奴隸，兩者間的比例隨地區和時代的不同而變化。
在這一般模式中，希臘最初是個例外，它由各小城邦組成，沒有通過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官和以市民大會及議會為基礎的政府。希羅多德把這些共和制城邦和同時代的波斯帝國作了鮮明的對照，後者由專制君主統治，下設地方總督管轄各行省。然而，希臘的這一例外是短暫的。的確，澤爾士未能征服希臘，亞歷山大卻征服了波斯。但這並不意味著希臘城邦的勝利，因為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採用了波斯專制統治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同樣，在羅馬，專制君主取代了共和派，他們通過希臘化王國，以波斯和埃及為模式，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官僚機構。君士坦丁時期，羅馬帝國與其說象伯里克利的雅典或西塞羅的羅馬，不如說更象波斯帝國。
與社會階層的形成密切相關的是經濟差別的形成。貧富懸殊比比皆是。特權階級窮奢極侈，城鄉廣大勞動者則貧困悲慘。下面這段話，選自公元1世紀中國漢代的一篇散文，它是當時古典文明國家中廣大農民貧困處境的典型而又真實的寫照：
我們不妨將人民大眾這種艱難貧困的生活，與下文中所描寫的富人的優裕生活作一番比較，此文根據漢代一份資料改編而成：
在各文明中，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水準，必然意味著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隨著古代文明的到來，鄉村的低俗文化和城市的學校、廟宇及宮廷的高雅文化，取代了新石器時代的同一的文化（見第六章第一節）。古典文明時期，文化上的分歧仍在繼續，這時，歐亞大陸所有高雅文化的核心是那些「聖書」——伊朗《亞吠陀》經解合刊、印度的《吠陀》、佛經、中國的諸子經典，以及基督教的《舊約·新約全書》。由於這些經文是知識的基礎，因此它們統治著教育，而這種教育往往帶有死記硬背和一味墨守成規的特點。中國的考試、印度的辯論、希伯來人和基督教的師生對話，都是用來測驗學生對某一指定的知識體系的掌握程度。
這些聖書還用來向人們灌輸忠誠和服從的思想。任何拒絕接受官府訓令，或反對社會制度的行為，都被認為是不恕之罪，今生來世均將受到懲罰。在所有高雅文化中， 「地獄」佔據著極為突出的地位，是那些敢於反對世俗或宗教首領的人們的永久集中營。一般說來，來世受懲罰的威脅極其有效地維持著社會現狀。不過，各地農民的戲謔話表明，並非所有的人都是盲目的信徒。印度北方就流行著這麼一句俗語：「世上三個吸血鬼：跳蚤、臭蟲、婆羅門。」
古典文明的低俗文化，和古代文明的文化基本相同；與農田、作坊及家庭的日常工作有關的經驗知識，大體上還是一樣。為平息或控制可怕的超自然力量，各處都有相似的儀式、典禮和迷信活動，而這些東西與高雅文化所信奉的正式的宗教信仰沒什麼關係。例如：印度農民對破義擬中富有哲理的玄虛闡述一無所知，但都知道殘忍的妖怪、食生肉的吸血鬼和夜間出沒人世、嘴裡噴火、吞噬死屍腐肉的魔鬼。同樣，有位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這樣評論道：
西哥特人國王阿拉克里二世編纂的羅馬法彙編早期手稿中的一頁。這一頁畫的是一位蠻族國外、一位主教、一位伯爵和一位公爵。象這樣一部法規彙編有助於維護羅馬法中的各項原則。
這件事清楚地說明各古典文明保持到近代的原因。只是由於西方的分裂擴張主義，古典時期的哲學、宗教和社會制度才開始在歐亞大陸各地區衰退。即便如此，這些宗教、哲學和社會制度今天仍富有極大的生命力，羅馬法律和羅馬天主教會在西方、印度教及種娃制度在印度延續不斷的生命力，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二、衰落的根源
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為它們都是農業文明。或換句話說，幾千年來，它們始終處於生產技術停滯不前的狀態之中。約翰·梅納特·凱因斯察覺並著重強調了這一停滯狀態：
凱因斯這一論點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實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時代，技術已明顯成熟。正是在這一時代，人們發明了帶輪子的車，帆船和犁，發現了冶金化學工藝，計算出準確的陽曆，學會了怎樣使用畜力和利用風力。城市革命後，這一急速發展隨即受阻。以後幾千年中，只有三大發明具有重大意義，能與早期的發明相媲美，它們是：鐵、字母和鑄幣。意味深長的是，這三者都不是發明於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發明於束縛較少的邊緣地區，即：高加索山脈的邊沿地區和愛琴海沿岸的商業城市。
除這三大發明外，這一時期的進步都以早期發現為基礎，只不過是進一步提高原有技術，或擴大其應用範圍而已。儘管這些不大的改進能產生極大的效益，但在許多情況下仍被人們所忽略。例如：上古時期用於套牛的挽具，當時被用來套馬，這樣，馬在拉重物時容易窒息，結果至少浪費了馬匹三分之二的力氣。直到中世紀，一種合理、實用的挽具才被發明。在此之前，馬匹僅用於運載較輕的貨物，而沉重的貨物則靠人拖運。在描繪建造金字塔和塔廟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萬的人搬運石頭的場最便可證明這一點。再如，公元前1世紀，在小亞細亞和中國出現了水磨。這一發明對長時間從事碾米勞動的婦女和奴隸來說，可能是一個大大節省勞力的裝置。可是，直到4世紀，羅馬才建造水磨，即使那時，也較為罕見。
意味深長的是，唯有戰爭提供的動力，能稍微抵消這一普遍存在的技術上的蕭條狀態。希臘人發明了精巧的帶有棘輪裝置的石弩，靠滑車驅動的輪式攻城車合，以及所謂的「希臘火」（公元8世紀），即一種能有效地燒毀敵船和攻城機械的汽油燃燒劑。但這些發明顯然不能創造財富，不能解決文明古代的基本經濟問題。
既然新發明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那麼，只有靠開墾荒地，或靠征服和剝削增加財富。但未開墾的土地畢竟有限；富饒遼闊的地中海盆地，由於日益嚴重的大面積土壤侵蝕，已不再是主要的產糧地。同樣，帝國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為有些嚴格的界限，憑藉他們的軍事技術水平是無法突破的。於是，當軍事和官僚機構急速發展，給生產力造成過大壓力時，必然會出現報酬遞減的情況。如上所述，當時開始了惡性循環，尤其在漢王朝和羅馬帝國衰亡之際，這種情況更有證可查。捐稅提高，貧困增加，激起了城鄉的暴動，從而招致蠻族入侵。最終，不是內部起義成功，就是外來侵略得逞，或兩者兼備。因而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國歷史周而復始的性質。一位歷史學家分析了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最後著重強調了它的技術落後。他說：
歷史清楚地表明，只有發展技術，為帝國大廈提供必要的經濟基礎，才能打破這種惡性循環。但技術已瀕於崩潰，其根本原因是，各地統治集團只知道剝削現有的財富，不知道開發新的生產力，創造更多的財富。就建造金字塔、塔廟、天主教堂和宮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而言，顯然可見，統治者從農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餘價值。但是，技術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