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印度文明的不統一和間斷相比，中國文明的特點是統一和連續。中國的發展情況與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國人到來之後所發生的情況不同，沒有明顯的突然停頓。當然，曾有許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國，甚至還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國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語言、習俗或畜牧經濟，相反，是入侵者自己總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國化。
其原因在於中國較與世隔絕，它僅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國無需與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較複雜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種族和文化特點的民族打交道。中國人一開始都是蒙古種人，他們在向東擴張至太平洋、向南擴張到越南的過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較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國人在他們整個歷史上享有同一種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時期，這種同一性如我們將看到的，得到進一步加強，因為中國人統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種極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而印度則不同，那裡今天仍有 14種「民族語言」；英語是其中的一種，用尼赫魯的話來說，它在其他13種語言中起著「連結」的作用。
在中國，與文化同一性一樣重要的是，各時期都存在著驚人的政治上的統一。這一點在相當大程度上可解釋為：是由於中國文明，這個唯一在任何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偉大文明，具有獨特的現世主義。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蒼天獻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職責比起他的統治職責來，始終居於次要地位。因而，存在於歐亞其他文明中的教士與俗人之間、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巨大分裂，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中國也沒有與印度史詩相當的東西，因為印度史詩飽含玄學，其內容多與個人的靈魂得救有關。中國人的經典都強調人在社會中的生活，尤其是強調家庭成員之間、國王與臣屬之間的關係。這種對現世的強烈偏好為政治組織和政治穩定提供了一個堅固的、根本的基礎。而這一基礎又由於中國人在這些世紀里實行一種獨特的制度——在全國競爭性考試的基礎上選任文官——而得到進一步加強。與這類似的情況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過了二千年才出現。
以上所述的這些歷史背景情況，可用來幫助說明本章所要闡述的中國文明和中國歷史。
一、過渡時期
東周時期（公元前771 －256年），王朝軟弱無力，封建主相互混戰不絕，表面上是個多事的時期（見第六章第四節）。不過，這也是一個社會經濟發生根本變革，從而決定而且永久地決定中國發展進程的時期。變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樣，是由於鐵得到採用。鐵傳入中國的時間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後才大量出現。但是，到公元前5 世紀和 1世紀時，它已給中國社會和中國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標記。
鐵發生影響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鐵制工具使農業有可能從原先的黃河發源地向南擴展到森林茂密的長江流域（相當於從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擴展到恆河流域）。鐵制工具還促進了流域地區大批的排水工程、為長距離施運大批商品而進行的運河開挖以及西北乾旱地區的灌溉工程。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生產率有了巨大增長，生產率增長又轉過來促進貿易和工業，並最後使大部分經濟商品化。貨幣在較早時候就已開始使用，通常以貝殼的形式出現。現在又出現了銅幣，並日趨廣泛地使用於各經濟部門。在經濟商品化的過程中，產生一個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階級。他們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象過去那樣依靠封建主；相反，他們組成新的貨幣貴族，並很快向封建主至高無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戰。
隨著經濟商品化，土地成為可以自由買賣的一種財產。富有的商人獲得了大筆地產，貴族們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過去那樣向村社頭領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農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隨經濟變革而來的是重大的政治變革，即封建分封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商品化為各封建國家的統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權所必需的財政資源。當時還新開墾了不少土地，這些土地的管理不屬於封建關係範圍之內，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諸侯們的府庫，這一點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權所必需的財源。除此之外，諸侯們還為了牟利，愈來愈對鹽鐵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壟斷。其結果是，諸俟們能夠把從前分給貴族們的封地轉變為由他們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員管理的行政單位。這一發展過程是很緩慢的，可是在其發生的地方，大大增進了統治者的財力和權力，並相應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實際上，秦統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個中國，一個基本原因就在於他們率先採取了上述這些措施，並因此而得益。我們將在本章第三節論述秦朝。
二、哲學家和經典
我們前面論述的混亂和改革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思想像，迫使他們重新估價自己的傳統，或將其拋棄，或使之適應過時期的需要。因而，東周時期是一個思想文化大變動、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它使人聯想起希臘的理性主義哲學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類似情況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於中國文明具有注重現世的性質，所以中國傑出的思想家都傾向於首先當注重實際的政治家，對爭取各國統治者接受他們的觀點很感興趣。他們在旅行和辯論的過程中，吸引信徒，逐漸形成各哲學學派。當時思想十分活躍，以致中國人把這一時期稱為「諸子百家」時期。這裡，我們將探討存在過許多世紀、對中國文明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幾家學派。
雖然這些學派的創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膽的改革者，但他們幾乎全都認為在遙遠的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渴望能從這一黃金時代得到啟發。這一傾向在大多數文明中都可見到。黃金時代不僅存在於中國作品中，也在《伊利亞特》、《埃涅阿斯紀》和《吠陀》中得到描述。但是，對過去的意識和崇拜在中國人中表現得特彆強烈。因此，他們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較早時期的著作，認為這些著作是處理私事和公眾事務所必不可少的。
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與儒教相聯繫的《五經》。按照通常論述它們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經》，即占卜用書。這部書充滿民間流傳的預兆和占卜術。例如：
第二部是《書經》，即歷史書。此書由周朝早期的歷史文件和演說辭組成，不過其中有些材料據現在所知，是後人偽造的。第三部是《詩經》，即詩集，由約300 首詩組成，其中大部分詩始於周朝初期。第四部是《禮經》，即儀禮書，由最廣泛的哲學見解至最詳細的日常生活行為準則彙編而成。最後一部是《春秋經》，是一部簡短的編年體歷史書，記載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間影響魯國或在魯國發生的諸重大事件。魯國是孔子的祖國，這部編年史是孔於按照傳統，依據較早的地方記錄整理而成的。
從這些經典轉向研究、利用它們的哲學導師，比較起來最為傑出的是孔子。他的影響極度深遠且持久，所以過去2O00 年間，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特點可以公正地用一個詞即「儒教」來表示。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師）於公元前551年出身於下等貴族的一個貧困家庭，他必須在這個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當時面臨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到處是封建割據的混亂狀態，無論在宗教還是世俗方面，都沒有一個較高的權力可以贏得國民的忠誠。這種情形驅使孔子周遊於諸朝廷之間，希望尋得一位統治者，能採納他關於理想政治的見解。他確實得到過幾個較小的職位，但他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轉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們能較有效地貫徹他的訓導。
孔子終於發現自己的特長並加以發揮。他證明自己是一個具有罕見的熱情和擅長教育的教師。他的教導和他個人的品格都記錄在《論語》一書中，此書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於他去世約一百年時。這書不是一部以殉難結尾的充滿自我犧牲的史詩，但是它記錄了一個人的迷人的個性——明智、仁慈、為其成年時的愚笨而苦惱；這些記錄使人相信，他能夠恢複平靜，此外，他還具有一種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學說從根本上說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損害現存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係，主張「君君、臣臣、父父、於子」。不過，在他堅持統治者有統治的權力的同時，他還堅持統治者應在正確的道德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統治。他和柏拉圖一樣，要國王做賢者；認為，如果他們具有一個紳士的五條美德——誠實、正直、忠誠、恩惠和仁愛（也就是通人情），他們就能成為賢者。
孔子在迷信嚴重、恐懼超自然物的時代里，也是一個理性主義者。當時的人堅信夢在預言方面的重要性、種種占卜術以及死者的靈魂具有令人畏懼的力量。孔子雖然承認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學說中基本上對它們持置之不理的態度。他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又說，「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的學說在他生前並沒有被普遍接受，更不用說貫徹了。但是它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