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西方人在十八世紀時，卻看重中國考試製度。但他們自有他們的歷史淵源，不可能把中國制度徹底抄襲。英國最先模仿中國考試製度，但只事務官須經考試，各部門行政首長，則仍由政黨提名。照理論言，海軍應用海軍人才，外交應用外交專長，都該經政府客觀考試錄用。但西方卻只採用了中國考試製度之下半截，海軍外交各部之事務官，須經考試，其主持海軍外交各部行政首長，卻不須考試，仍由政黨提名，豈非在理論上像似講不過。此正為政黨政治，乃西方歷史淵源中自生自長的東西，若連此廢了，勢必發生政治上大搖動。此是政治元氣，不可遏塞。任何一種外國制度，縱其法精意良，也只可在本國體制中酌量運用。西方人懂得此層，採取中國考試製度之一枝半截，成為他們今天的文官制。中國何嘗不可也採取西方制度的一枝半截，把皇帝廢了，再加上國會代表民意，而考試製度則依然保留。政府一切用人，仍該憑考試，只在內容上方法上再酌量改進。
但當時中國人意見不同，學西方便得全部學。其實如日本，又何嘗是全部學了西方？他們依然還有一個萬世一統尊嚴無上的皇帝，反而日本維新，早有富強實效。中國趕不，回過頭來主張，不僅政治制度要全改，連文化學術也該全改，甚至連文字最好也全改。日本還未廢絕漢學，中國則主張改用羅馬拼音。一面又盛讚西方，如英國之善用習慣法，卻不許自己尊重自己習慣法。只有海關、郵政、電報各機關因經由外國人主持，仍用考試製度，不致大擾亂。其他中國近代各機關一切用人，連像曹操、陳群時的九品中正制也沒有，政治安得上軌道？而反肆意抨擊中國傳統政治之專制黑暗。於已往一切制度，漫不經心。政治無出路，回頭來再打擊歷史學術文化。認為整個社會，均得從頭徹底改造始得。結果造成今日對歷史文化一筆抹殺，社會禮教一體推翻之狂妄風潮。
於此我們不得不推尊孫中山先生，只有他能高瞻遠矚，他的五權憲法，正也恰合於西方人採用中國制度半截的辦法，他也想在中國自己傳統制度下採用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一枝半截。但他的理論之精深博大，至今未為國人所注意，所了解。此層並不專限在考試製度之一項目上。若不明了孫先生五權憲法之精意所在，單單再來添進一考試製度，依然是要有名無實，難生大效。
中西考試製度，在方法上，復有一至要之歧點。西方考試只重專家，只如漢代辟召奇才異能之例。至於政治人才，則貴有通識，尤勝於其專長。此等人才，西方則在國會中培養。中國傳統考試著重在通識，不在專長。中國科學不發達，考試製度亦預有關係。如在金、元統治時期，異族君臨，政權不開放，考試製度鬆弛，有名無實。但中國社會其他各專門學術技能，如醫藥、天算、水利、工程、藝術、製造諸項，反而有起色。此後中國考試製度，自應在錄取專長方面，積極注意。然如何培植政治通才，此事依然重要。即如明、清兩代之翰林院制度，即在此方面頗著績效。可見每一制度，其背後必有一段精神貫注，必有極深微的用心所在，哪裡是隨便抄襲，即能發生作用？
這裡更有一種重要關鍵。我常說西方民主政治重選舉，是偏於人治精神的，一切政制均可隨大眾意見而轉移，政府須常常受民眾監督，這非人治精神而何？中國傳統政治，重考試製度，是偏於法治精神的，政府一切用人，全憑客觀標準，公開競選，再憑客觀標準，按例銓敘，中國人想把整個政府，納入一種法度規範之內，如是則便可減輕人治分量。中山先生之五權憲法，及其權能分職之理論，正是無意中走上了中國政治傳統精神之老路。其實人治法治，亦各有長短，各有得失。大抵小國宜人治，大國宜法治。即以英、美兩國言，英國制度偏多人治意味，美國則偏多法治意昧。今天中國人論政制，只高喊法治空口號，又心上終覺考試是中國土貨，選舉才是舶來新貨，因此不免過分看輕了考試，過分看重了選舉。政府雖有考試院，卻尚未能深切發揮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重視考試一權之內在精神。此等處，決非一枝一節，單憑一項制度來討論，而不貫通到全部政制之整體精神者所能解決。
創製立法，應該通觀全局，我們今天實有對政治理論再行細加探究討論之必要。否則總是多方面採摭幾許條法規章，臨時拼湊，臨時粉飾，將永遠建不起一個規模，永遠創不成一種制度。中國的考試製度，在歷史上已綿歷了一千年。若論其最早淵源，則已有兩千年的演變，這自然應該遭受研究討論將來中國新政治制度發展趨向的人的絕大注意了。
以上敘述考試製度之用意及其成效所在。但有不盡然者，每一制度則無不皆然。考試製度特其一例而已。中國古人言：「士先器識，而後才藝。」場屋取士，才藝則較易認取，器識則甚難判定，此其一。抑且考試與教育，事業大不同。果使孔子復生於後世，主持一場考試，豈能得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七十群賢？又豈能得惟我與爾有是夫之賢哉回也其人？此皆孔子畢生教育之所成，而豈場屋考試之可獲？抑且劉先主三顧諸葛於草廬之中，以此較之場屋取士，所勝何啻千萬倍。然而劉先主亦未能於諸葛終身大用。八十三萬大軍沿江東征，諸葛默爾未敢發一辭，乃終招致白帝城託孤之悲劇。會合此三例觀之，則考試製度在政治方面之應用，宜亦可得其為用之限度矣。
考試製度乃中國傳統政治中重要一項目，其為效乃如此，其他可以類推。然則為政究何當重？曰：「為政以德」，豈外在制度之可盡。西方政治則又惟知重視幾項外在的制度，故曰「法治」。此又與中國傳統政治大不相同。
（一九五一年冬考試院講演，載《考詮月刊》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