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清兩代考試內容，均重經義，而又以朱子一家言為準。因詩賦只論工拙，較近客觀，經義要講是非，是非轉無標準，不得不擇定一家言，以為是非之準則。既擇定了一家言，則是者是，非者非，既是人人能講，則錄取標準又難定。於是於《四書》義中，演變出八股文。其實八股文猶如唐人之律詩。文字必有一定格律，乃可見技巧，乃可評工拙，乃可有客觀取捨之標準，此亦一種不得已。至於八股流害，晚明人早已痛切論之。顧亭林至謂：「八股之害，等於焚書，其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坑。」然清代仍沿襲不改。但若謂政府有意用八股文來斲喪人才，此則系屬晚清衰世如龔定庵等之過激偏言。治史貴能平心持論，深文周納，於古人無所傷，而於當世學術人心，則流弊實大。若論經義禍始，應追溯到王荊公。然荊公用意實甚正大，即此一端，可見評論一項制度之利弊得失，求能公允，其事極難。而創製立法，更須謹慎。又貴後人隨時糾補。制度既難十全十美，更不當長期泥守。此非有一番精力，不能貫注。否則三千年前出一周公，制禮作樂，後人盡可墨守，何須再有新的政治家？
明初開國，亦頗曾注意整頓學校，然終是官學衰，私學盛。私家講學，自不免有時與政府相衝突。張居正為相，嚴刻壓制，此乃張居正不識大體。此後東林講學，激成黨禍，人才凋落，國運亦盡。政府專仗考試取士，而與學校書院為敵，安得不敗。然明代亦尚有較好之新制度，可與考試製度配合，即為進士入翰林制，明、清兩代都從此制下培養出不少人才。學校培養人才，在應考之前。翰林院培養人才，則在應考及第之後。此制值得一追溯。
在中國歷史上，政府常有一派學宮，（此學官二字，並非指如後代之教諭訓導而言。）專掌學術圖籍，不問實際行政，而政府對此項學官，亦能尊重其自由之地位，僅從旁扶植，不直接干預。此在春秋時有史官。戰國以下，私家講學大興，政府網羅在野學者，設博士官。秦代博士官，其實略如唐初之翰林院，雜流並匯，政府普加供養，並不攙入政府之態度與意見，來抑此而伸彼。李斯焚書，始對博士官加以一番澄清淘汰。及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政府對學術界之態度與意見，更趨鮮明。
然中國政府本身與西方傳統大有不同。西方近代一面有宗教超然於政治之外，其社會意識，又常抱一種不信任政府時時欲加以監督之意態，此可謂之契約性的政權。中國則自來並無與政治對立之宗教，社會對政府又常抱一種尊崇心理，聖君賢相，常為中國社會上一種普遍希望，因此中國政權，乃是信託式的，而非契約式的。與西方社會傳統意態大異。政府既接受了社會此種好意，亦必常站在自己謙抑地位，尊師重道，看重社會學術自由。政府所主持者乃制度，非學術。制度必尊重學術意見，而非學術隨制度遷轉。若政府掌握了學術是非之最高權衡，則在中國社會中，更無一項可與政府職權相抗衡之力量，此種趨勢，必滋甚大之流弊。因此政府對學術界，最好能常抱一種中立之態度，一任民間自由發展，否則必遭社會之反抗。此種反抗，實有其維繫世道最重要之作用。
漢武帝時代之五經博士，即是政府對學術表示非中立態度之措施。不久即生反動，漢儒經學有所謂今古文之爭。今文即是政府官學，古文則為民間私學。其實今文經學未必全不是，古文經學未必全是。然而東漢末年朝廷所設十四博士之今文經學，幾乎全部失傳，而鄭康成遂以民間私學，古文學派，成為孔子以後之第一大儒。魏、晉、南北朝，佛學入中國，宗教與政府相對立，政府所主持者仍是制度，學術最高權威，則落入僧寺。唐人考試尚詩賦，詩賦僅論聲律工拙，在學術上依然是一種中立性的，並不表示政府對學術是非之從違。宋代王荊公改以經義取士，則顯然又要由政府來主持學術，走上中國歷史卑政尊學趨向之大逆流，而翕然為社會推敬者，依然是程、朱私學，朱子遂成為鄭康成以下之第一大儒。及元、明以朱子《四書》義取士，陽明講《大學》，根據古本，即與朱義對立。此後清代兩百六十年考據之學，無非與朝廷功令尊宋尊朱相抗。然《四書》義演成八股，則經術其名，時藝其實，朝廷取士標準，依然在文藝，不在義理，仍不失為是一種中立性的。此就考試項目言。
至論學官，則魏、晉、南北朝、隋、唐皆有。大體如文學編纂圖籍校理之類。政府只設立閑職，對學人加以供養，恣其優遊，不限以塗轍，不繩其趣詣。唐代有翰林院，最先只是藝能雜流，內廷供奉。此後遂變成專掌內命，一時有內相之號。宋代翰林學士掌制誥，侍從備顧問。又有經筵官，則為帝王師傅。又有所謂館閣清選，亦稱館職。此皆在我所稱之為學官之列。大抵集古今圖書，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政府藉此儲才養望，為培植後起政治人才打算。明代之翰林院，連史官經筵官均併入，又有詹事府主教導太子，與翰林院侍講侍讀同為王室之導師。翰林責任，大體如修書視草，議禮制樂，備顧問，論薦人才，都是清職，並不有實權負實責。明代始規定進士一甲及第入翰林，二甲三甲為庶吉士，亦隸翰林院，須受翰林前輩之教習。學成，再正式轉入翰林院。其他亦得美擢。清代沿襲此制，用意在使進士及第者，得一迴翔蓄勢之餘地。使之接近政府，而不實際負政治責任。使之從容問學，而亦無一定之繩尺與規律。明、清兩代，在此制度下出了許多名臣大儒，或為國家重用，或偏向學術上努力。即如曾國藩，初成進士，其時殆僅通時藝。看其家書報道，可以想見其為進士在京師時，一段如何進修成學之經過。此種環境與空氣，皆由翰林院與庶吉士制度中釀出。
漢代是先經地方政府歷練，再加以察舉。唐代是禮部試及第後，頗多就地方官辟署，必待吏部試再及第，始獲正式入仕。大抵漢、唐兩代，都有實際政事歷練，與考試製度相副。宋代以下進士，在先未有政治歷練，一及第即釋褐，失卻漢、唐美意。故明、清兩代有此補救。若使明、清兩代僅仗科舉，更無翰詹為養才之地，則八股時藝，如何能得真才？而更須注意者，明、清兩代之翰林院，仍系中立性的，並不似漢代博士，限於學術功令。考試只是遴才，翰林進士只在養才，政府職權仍在制度一邊，並未侵犯學術之內容。此層為查考中國歷史上考試製度演變中一絕應注意之節目，故在此稍詳申說。
考試製度演變到清代，愈趨嚴密。自宋以來，秋試在八月，春試在二月，元明沿襲未改。萬曆時，曾有人主張，春試改三月，原因是二月重裘，易於懷挾。當時經人駁斥，終未改期。但到清代，真改春試在三月了。一說是天暖不須呵凍，但另一因，卻是人穿單夾，可無懷挾。其他如截角、登藍榜、彌封、編號、硃卷、謄錄、鎖院、出題、閱卷，種種關防，全像在防奸，不像在求賢。清初幾次科場案，大批駢戮，大批充軍，更是史所未有。而到中葉以後，進士入翰林，專重小楷，更屬無聊。道光以下，提倡廢八股廢考試的呼聲，屢起不絕，此一制度絕對須變，自無疑問。然此一制度，究竟自唐以下一千年來，成為中國政治社會一條主要骨幹。其主要意義可分三項陳述：
（一）是用客觀標準，挑選人才，使之參預政治。中國因此制度，政府乃經由全國各地所選拔之賢才共同組織，此乃一種直接民權，乃一種由社會直接參加政府之權。與近代西方由政黨操政，方法不同，其為開放政權則一。
（二）是消融社會階級。因考試乃一種公開競選，公平無偏濫。考試內容單純，可不受私家經濟限制。寒苦子弟，皆得有應考之可能。又考試內容，全國統一，有助於全國各地文化之融結。按年開科，不斷新陳代謝。此一千年來，中國社會上再無固定之特殊階級出現，此制度預有大效。
（三）是促進政治統一。自漢以來直到清末，無論選舉考試，永遠採取分區定額制度，使全國各地優秀人才，永遠得平均參加政府。自宋代規定三歲一貢以來，直到清末，每歷三年，必有大批應舉人，遠從全國各地，一度集向中央，全國各地人才，都得有一次之大集合。不僅政府與社會常得聲氣相通，即全國各區域，東北至西南，西北至東南，皆得有一種相接觸相融洽之機會，不僅於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於文化上增添其調協力。而邊區遠陬，更易有觀摩，有刺激，促進其文化學術追隨向上之新活力。
即舉此三端犖犖大者，已可見此制度之重要性。至其實施方面，因有種種缺點，種種流弊，自該隨時變通。但清末卻一意想變法，把此制度也連根拔去。民國以來，政府用人，便全無標準。人事奔競，派系傾軋，結黨營私，偏枯偏榮，種種病象，指不勝屈。不可說不是我們把歷史看輕了，認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鐵鑄成大錯。考試製度之廢棄，僅其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