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五代十國，是中國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則幾乎只有驕兵悍卒，跋扈的將帥。連輕薄的進士，也如鳳毛麟角。天地閉，賢人隱。那時急得在和尚寺里出家的高僧們，也回頭推崇韓昌黎，改心翻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經典，社會私家書院也在唐末五代時興起。宋初開國，一面是杯酒釋兵權，解除軍人干政惡習。一面極端獎勵考試製度，重用文臣，提倡學風。那時進士登第，即便釋褐，立得美仕。狀元及第，榮極一時。經由國家之提倡，五六十年之後，社會學術重興，才始有像胡安定、範文正一輩人出世。範文正、胡安定都是在和尚寺道士院中苦學出身。范從事政治，胡專心教育，蘇州湖州的講學制度，後來由政府採納，變成太學規制。範文正為副宰相，頗想徹底改革時政。一面是提倡興建學校，從基本上培植人才。一面是嚴厲革除任蔭法，好重新建立銓敘升黜之客觀標準。一到王荊公當政，遂又進一步計畫考試製度之改進。
科舉規制之日趨嚴密，其事始於宋代。公捲風氣已不復見，又有糊名法，杜絕請託，嚴防舞弊。於是尚法的意義，勝於求賢，此亦風氣所趨，不得不然。然考試製度之主要目的，本在求賢。究竟政府該如何從考試製度中獲取真才呢？王荊公對此問題，主張改革考試內容，廢去明經，專考進士。而進士科則廢去詩賦，改考經義。在荊公之意，政治取人當重經術，不重文藝，自是正論。然當時反對派意見，亦有立場。大致謂詩賦經義，均是以言取人，賢否邪正，同難遽辨，而詩賦工拙易見，經義難判高下。況以經術應舉，反教天下以為，欲尊經而轉卑之。王荊公又自造《三經新義》為取士標準，此層更受人反對，謂其不當以一家私學掩蓋先儒。大體中國傳統意見，只能由在野的學術界來指導政治，不當由在朝的政府來支配學術。經術雖當尊，然定為官學，反滋流弊。漢代五經博士，漸成章句利祿之途，此乃前車之鑒。南北朝、隋、唐學術分裂，社會尊信的是佛學，門第傳襲的是禮教與政事。一到宋代，門第已衰，佛學亦轉微，私家講學代之而興，王荊公主張復古制，興學校，此似最為正見。然當時依然是私學盛，官學微。學校由政府主持，總之利不勝害。王安石當政，人人言經學。司馬光當政，又人人言史學。學術可以與政治相合，卻不當與利祿相合。政府當為學校之護法，卻不當為學校之教主。荊公自信太深，昧於人情。至後蔡京當國，太學分舍，顯然以利祿牢籠，於是范仲淹、王安石興學精神，到此終於一敗塗地。幸有私人講學，在社會下層主持正氣，然朝廷則視之為偽學，加以抑制驅散。教育制度不能確立，則考試製度終是單槍匹馬，功效有限。何況經義取士，亦未見必較詩賦為勝。即荊公亦自侮，謂：「本欲變學究為秀才，卻不料轉使秀才成學究。」學術敗壞，人才衰竭，而北宋亦終於覆亡。
到南宋，考試製度，一仍舊貫。朱子曾慨言：「朝廷若要恢複中原，須罷科舉三十年。」然科舉乃中國自唐以來政治制度中一條主要骨幹，若無科舉，政府用人憑何標準？朱子理論終難見之實際。卻不料到元代，遂專以朱子《四書》義取士，此下明、清兩代，相沿不改。直到清末，前後七百年，朱子《四書集注》，遂為中國家誦戶習人人必讀之書。其實朱子《四書》義，亦如王荊公《三經新義》，不外要重明經術。只荊公是當朝宰相，懸其學說為取士標準，遂為學術界所反對。朱子是一家私學，元、明以來，只是崇敬先儒，此與荊公親以宰相頒其手著之《三經新義》情勢不同。此刻姑不論王朱兩家經義內容，只就政治學術分合利弊而言，則荊公《三經新義》，勢不可久。而朱子《四書》義則懸為政府功令垂七百年，此亦治國史者，所當注意之一大節目。一制度之確立，亦必體察人情。以學術與利祿相合，在人情上易於有弊。荊公本人亦是一大賢，只為不察此層，遂招當時之反對，並滋後世人之遺議。至考試內容，不當以經義為準，此層亦到明代而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