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隋、唐統一，將此制完全廢棄。當時亦有主張恢複漢代鄉舉里選，仍將察舉權交付於各地行政首長者。然在漢代，此制己有流弊。地方長官選舉不實，權門請託，營私濫舉，因而選舉之後，不得不再加以政府一番考試檢核。則何如徑廢長官察舉一手續，完全公開，由各地人民自量智能，自由呈報，徑由政府考試錄用？此為中國史上正式由選舉制轉入考試製之由來。我們若認漢代為中國歷史上考試製度之先行時期，則隋、唐是中國歷史上考試製度之確立時期。漢代是選舉而附帶以考試，隋、唐則完全由考試來代替了選舉。
但唐代用人，亦並不全憑考試，仍有學校出身一項。然學校按年受業，年滿即無不畢業而去。考試是公開競選，亦可有永遠應考而不獲中選者。因此社會重視考試，不重視學校。人才競求於考試中露頭角，於是學校制度漸漸不為人才所趨向。唐代考試，又分兩步，先由禮部主考，錄取後未能即登仕途，須再經吏部試，才始正式錄用。考試既在獲取人才，則自難專憑一日之短長，因此唐代考試，極為寬放。應試人到中央，往往各帶其平日詩文著作，先期晉謁中央長官中之負有學術文章大名，為當時所重者，如韓昌黎之流。此項著作，名為公卷，若果才華出眾，中央長官中之學術名流，先為扮揄揚，則到考試發榜定可錄取。
唐代考試，主取知名之士。亦有主考人自守謙抑，認為對此屆考試，應考人平日學問文章造詣所知不詳，可以託人代為擬榜，唐代名此為「通榜」。最有名的，如袁樞應舉，主考人杜黃裳懇擬榜第，袁樞即自列為第一名狀元，一時推服，傳為嘉話。當知國家考試，本為求取人才。服務政府之官長，如確知應考人中有傑出之士，先為延譽，並非即是營私通關節。主考官苟自問對學術界新進人士，所知不熟，託人代定榜第，亦並非即是顢頇不負責。中國傳統政治，另有一番道德精神為之維繫主持，種種制度，全從其背後之某種精神而出發，而成立。政府因有求取人才之一段真精神，才始有選舉制度與考試製度之出現與確立。若政府根本無此精神，則何從有此制度？
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起源，正因當時政府並不注意民情，一意征斂，民眾遂要求政府許納稅人推舉代表，審查預算，通過稅額，可覆核其決算，如是推演而成今日彼方之所謂政黨政治。中國政府，則自漢以來，即注意在全國各地求取人才，共同參政。而且整個政府，即由此輩求取的人才所組織。除卻皇帝外，政府中人，自宰相以下，全由各地選舉考試而來。所以唐代有人說，禮部侍郎權重於宰相。因宰相亦必經國家公開考試錄取，然後得歷級遷升，做成宰相。而考試權則掌在禮部侍郎手裡，非經禮部侍郎之手，絕進不得仕途，做不成宰相。這豈不是禮部侍郎權重過了宰相嗎？若不明白中國這一番傳統精神，而空論其制度，則斷不能明白得此各項制度之真相真意義所在。同樣道理，我們若沒有西方人那番精神，而憑空抄襲他們的制度，亦決不能同樣獲得他們那種制度之成效。
唐代考試主要偏重詩賦，此層亦有種種因緣。最先亦如漢代對策般，就現實政治上大綱大節發問。但政治問題有範圍，按年考試，應舉人可以揣摩準備，說來說去，那幾句話，不易辨優劣高下。詩賦出題無盡，工拙易見，雖則風花雪月，不僅可窺其吐屬之深淺，亦可測其胸襟之高卑。朱慶徐《上張水部》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此是當時謁舉送公卷，乞人評定附上的一首小詩。但設想何其風流，措辭何其高潔。詩賦在當時不失為一項最好的智力測驗與心理測驗的標準。
唐代科舉最要者有兩科：一是進士科，以詩賦為主。一是明經科，則考經義。但所考只是貼經墨義。貼經是把經文貼去幾字，令其填補。墨義是就經文上下句，或註疏中語出題，令其回答。此亦是測驗之一種。但專習一經，字數有限，幾年即可成誦，亦不易辨高下，定人才。大抵唐代考進士，旨在求取真才。考明經，則旨在獎勵人讀經書。進士如漢代之賢良，明經如漢代之孝廉。唐代社會重視進士，進士科遂為人才所趨，明經則為人卑視。人才既群趨進士科，自然政府也只有重用進士。因於此項制度之繼續推行，而社會好尚，都集中到詩賦聲律，所謂：「文選熟，秀才足。文選爛，秀才半。」此系事勢所趨，並非政府有意用此無用之詩賦文藝來浪費人精力，埋沒人才。後人不解，自生曲說。此與當時推行此制度之原意，並不相干。
但唐代的考試製度，也不免有流弊。在漢代先經國立大學一番教育，再經地方服務之練習成績，經察舉後再加以考試，求取人才，凡分三項步驟。唐代則專憑考試一項，自不如漢人之精詳。惟唐代初期，大門第勢力方盛，子弟在大門第中養育成長，既經家庭嚴肅之禮教，如柳氏家訓之類，又有政治上之常識，如南朝所傳王氏青箱之例，由此輩青年參加考試，易於成材。考試製度僅是一種選拔人才之制度，而非培養人才之制度。自經此項制度推行日久，平民社會，窮苦子弟，棲身僧寺，十年寒窗，也可躍登上第。漸漸門第衰落，整個政府轉移到平民社會手裡。但此等平民，在先並未有家庭傳統之禮教，亦更無政治上之常識，一旦僅憑詩賦聲律，崛起從政，第一是政事不諳練，第二是品德無根柢，於是進士輕薄，遂成為當時所詬病。當知在門第教育下，附加以一種考試，故見考試之利。現在門第衰落，更無教育培養，僅憑考試選拔，則何從選拔得真才？可見僅憑某一項制度，少卻其他制度之配合聯繫，該項制度亦難有大效。
又該項制度推行日久，報名竟選的愈來愈多，而錄取名額有限，授官得祿的更有限。造成應試的百倍於錄取的，錄取的又十倍於入仕的。於是奔競之風，愈演愈烈，結黨分朋，各樹門戶，遂有唐代牛、李之黨爭。當時黨爭背景，便因於政治公開，引起了社會的政治熱，於是轉向人事派繫上求出路。李德裕是代表門第勢力之一人，他竭力反對應舉，又主張政府該用門第子弟，不該專取輕薄無根柢的進士。在他當時此項議論，亦不能說他不針對著時弊。但考試製度，究竟是開放政權，為群情所向，門第勢力終於要經此制度之打擊而崩潰。李德裕自己是貴胄子弟，他個人雖才力出眾，在政治上確有建樹，但哪能因制度之流弊，而就把此制度，根本推翻呢？
唐代與考試製度相輔而行的，尚有一種官吏的考績法，此在漢代謂之考課，到唐代謂之考功，此即以後之所謂銓敘。唐代由門第來培養人才，由考試來選拔人才，再有考功制度來登用人才。凡經考試及格錄用的人才，均有一種客觀的考功制度來憑其功績升遷降黜。此項制度，由漢至唐，發展到極精詳，運用到極高明，這是唐代政治上一大美跡。迫及門第衰落，人才無培養之地，而士人充斥，分朋立黨，考課亦難嚴格推行，於是單憑考試，既選拔不到真才，又不能好好安排運用，在外是軍閥割據，在內是朋黨爭權，人才是進士輕薄，擔當不了實際大責任，唐代終於如此形勢下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