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今再續述教育思想。全部中國思想史，亦可謂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腦，或重心，或其出發點與歸宿點，則必然在教育。中國一切教育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作人」，即所謂做人的道理。如儒、如墨、如道，何嘗不是都講的做人道理。即從政做官，亦只是做人道理中之一枝一節。因此中國人看學術則必然在政治之上。亦絕不看重如西方般純思想之思想，而必求思想與行為之相輔並進，與相得益彰。一切思想，必從人生實際行為中產生，亦必從人生實際行為中證實與發揮，最後亦必以實際人生為歸宿。故中國傳統思想，則必帶有教育成分。中國一思想家，同時必是一教育家。中國人看重一思想家，不僅是看重其思想與著作，同時必看重其人，看重其實際人生中之一切行為。故凡屬一大思想家，則必然同時成為一大師。後人讀其書，必知師其人。此所謂能自得師，尚友古人。若把其思想從實際人生中抽離，即不成為思想。
此不僅儒家為然，即墨家道家亦無不然。孔子在教人作一儒，墨翟在教人作一墨，莊周老聃在教人作一道，更要在以身作則。其他如陳仲子、許行，莫不皆然。其人之全部生活，即其人之全部思想之真實表現，與其真實發揮。故各家相異不僅在思想上，更要乃在其實際做人上。故在中國，乃素無思想家一名稱，僅稱為一家派之大師。今人乃群目孔子老子諸人為思想家，若將思想與實際人生分離，則已失卻其為學立說之主要精神之所在。若又稱此諸人為哲學家，則相離更遠。於是中國思想上一種最重大的教育精神，乃黯晦而不彰。
故在中國思想之後面，必有一番全部的活人生在內。如欲研究中國思想，不僅當把此思想家之為人即其真實人生加進，又必把學者自己人生加進，乃始可以有真體會，真認識。如孔子言仁，今人群認為是孔子思想之最要中心。然孔子告顏子則曰：「克已復禮為仁」，此乃一種人生實際行為之指導，非如今人所謂乃是哲學上一特殊名詞特殊觀念之界說。換言之，此乃孔子教顏子如何學做一仁人，而非指導顏子在仁的觀念或仁的哲學上如何作思考與研究。顏淵請問其目，孔子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是教以行，非是教以知。有真行乃使有真知。非如一番哲學，可由邏輯辨證種種思考方法推演而得。道不遠人，為人之道，即各在其當人之身。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此道即近在顏子身上。孔子之教顏子，只教其即以己身自治其身。力行有得，境界自到。此乃孔門之所謂道。孔子答其他弟子問仁，亦如此例。一部《論語》，全要如此讀。開首即云：「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學而時習，即應是讀者己身之道。只要身體力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乃只用孔子思想體系哲學觀點等新名詞新目標來研讀《論語》，把讀者自身擱放一邊，則孔子精神，豈所易得。至少是隔了一層厚膜，難於通透。要之，《論語》一書，竟體是一種教育思想。讀其書，當如聽孔子之耳提面命，乃為真切。
讀《墨子》，便該知墨子如何教人兼愛。讀《老子》，自該知老子如何教人慈，教人儉，教人不敢為天下先。當求自己如何來學得此三寶。讀《孟子》，便該懂得如何動心忍性。讀《莊子》，便該懂得如何以逍遙遊的胸襟來處人間世。此等皆是諸家之所謂「道」，莫不有一番人生實際工夫，亦莫不有一番教育精神寄放在內。故讀者亦須把自身放入，乃可由此有得。苟有得，其自身即為一得道之人，乃可本其所得轉以教人。師道從人道中來，師道不熄，人道亦不熄。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能悠久廣大，日常日新，所系在此。今人自好以新觀念衡評舊傳統，於是孔、墨、老、庄皆成為如西方般一思想家與哲學家，而今天的我們則自有另一套教育上的新思想與新方法來領導後進。如此則中國三四千年來之文化積業，豈不將隨而消失不復持續。此是一大問題，值得我們之警惕與研討。
先秦諸子外，試舉隋、唐禪宗，宋、明理學為例。相傳達摩東來，只是面壁。一日，一僧慧可去看達摩，問如何得心安。達摩說：「將心來，與汝安。」慧可言下有悟，遂開此下數百年之禪宗。西來佛教之天下，一轉而成為中國禪宗之天下。其實達摩之教，亦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慧可反身一問己心，因而大徹大悟。此一番現前真實教訓，正與中國傳統教育精神有合。在佛門中禪宗大行，決非無故而然。此下禪宗祖師們，都只是一言半句，教人摸不到邊際，而終於使人悟得大道。縱說禪道仍是旨在出世，與儒、墨、道諸家之道有不同，但其具有同一教育精神與教育方法，則無大相異。
宋、明理學家，雖是力斥禪學，但雙方之教育精神與教育方法，亦顯見有極相似處。程明道、伊川兄弟，幼年從游於周濂溪，濂溪教以「尋孔、顏樂處」，只此五字，便下開伊洛理學門戶。明道嘗言：「自聞濂溪語，當夜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此亦似一種禪機。人生真理，本是俯拾即是，反身便見。由此體入，自可有無限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