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明太祖未定天下，即在婺州開郡學。及即帝位，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府設教授一，訓導四。州設學正一，訓導三。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自二十人至四十人。據一時統計，全國府、州、衙、所，共得教官四千一百餘員，較之北宋元豐時學官，幾多近百倍。則明初注意興學不可謂不力。
地方生員升至國學，初稱國子學，後稱國子監。監生分赴諸司先習吏事，稱歷事監生。亦有遣外任者。在學十餘年，始得出身。洪武二十六年，曾盡擢國子生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兩使及其他高級官職，出身遠優於漢之太學。又必生員入學始得應舉，則學校與考試兩制度，亦復融合為一，此皆明制之優於前代者。即在此後，明代南北監，常簡大學士尚書侍郎為司成。一時名儒為國立大學校長者，項背相望。晝則與學員會饌同堂，夜則燈火徹旦。不乏成材之士出於其間。明代國力，與漢唐相抗衡，人才輩出，亦與政府重視教育之意有關係。
然由政府辦學，學校興衰，終視政治之隆污而判。故明代之教育制度，雖可稱道，而教育功效則終有限，此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又明代政府中，擁有大批學人，可以不負實際行政之職位，此亦兼寓有一種教育意義在內。進士及第，一甲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得選為庶吉士。因其未更事，俾先觀政，同時進學。此一制度，論其淵源，實頗似於秦漢時代之有博士官。翰林猶如博士，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迴翔政府，儲才養望。此製為清代所沿襲。論其制度，有張有弛。論其作用，有顯有晦。論其意義，在政治集團之內而別有一種養賢儲才之機構與組織，此則大值重視。漢代政府之此項措施，乃受戰國諸子在野講學之影響。明代政府此項措施，則受宋、元儒在野講學之影響。唐、宋兩代之政府中，亦有與漢、明大同小異相類似之措施。此見中國政治重視學術與教育之傳統精神，乃無時或已。此乃中國政治史上一大特點，所當大書特書，以供後人作參考。
惟由政府來提倡學術，培植教育，其最高意義總不免偏重於政治。此已不能滿足在野學術界之理想要求。而且中國傳統政治，學校選舉兩途並重。學校在造賢，選舉在拔賢。而學校與選舉之兩者，均不免要以考試為標準。考試製度之在中國，遞有變遷，而終於不勝其流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弊已如上述。明代以經義取士，其變為八股，流弊更甚。於是民間講學，仍必與朝廷提倡相對立。
明代民間講學，雖遠承宋、元，下至武宗時代王學特起而大盛。陽明政務在身，而兼亦從事講學。其所至，學徒群集。倡為惜陰會，欲使學者時自集會，講論研究。及其身後，流風益甚。各地社會，自有組織。其大弟子，年有定時，分赴各地。一面藉此集會，交換心得、討論新見。一面集合群眾，公開演講。稱為講會，亦稱會講。此與朱、陸書院講學有不同。一則講會近似一學會，學者同志藉以互相切磋。一則講會以宣傳普及為務，更近一種社會教育。循而久之，以普及代替了提高與深入。故此種講會，雖曾一時風起雲湧，而亦滋流弊，終於不可久。
最後乃有東林書院出現。此一書院之規制，更近似一學會。學者常川集合，輪流主講，重在自相切磋。而所講亦涉及當時之政治。逮此一學會遍及全國，更復在京師有分會，乃引起政治大波，直至明室覆滅，黨禍始告結束。
下至清代，政府公立學校，無論在中央，在地方，其在傳統上，均已名存實亡。無一定之宗旨以為規則，以為號召。在野學者，風氣亦變，無復宋、元、明三代講學之風。而書院制度，則仍禪續不絕。主持書院者稱山長，其時書院多數已在城市，不似以前多如僧寺之佔有山林名勝，而山長之名，仍可推究其遺蛻之跡。書院有窗課，僅是學者作文送山長評閱。薄有膏火，如近代之有獎學金。其時書院之主要貢獻，乃在藏書與刻書。如廣州學海堂有清經解，江陰南著書院有續經解。其從事校對者，則如今之有工讀生。
然書院在當時，仍有其影響。如朱次琦為廣州學海堂都講，復講學禮山，康有為曾從學。章炳麟在杭州詁經精舍從學於俞樾，吳稚暉亦是南菁書院之學生。
講中國舊教育制度，應到此為結束。清末廢科舉，興學校，為近代中國推行新政一大要項。前代所傳各地書院遺址，幾乎全改為新式學校。如作者本鄉無錫之東林書院，其先改為東林小學，後則改為縣立第二高等小學，東林之名，亦不復存。是則唐末以來一千年之書院，其最後命運實不如一僧寺。尚多保留遺址，并迭有興修。書院本與僧寺為代興，今則幾乎渺無蹤影可供人作憑弔。惟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除香港大學外，一切學校，初均沿用書院名稱。禮失而求之野，此亦其一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