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宋代特矯唐弊，公私教育皆特盛。其先則自社會私家教育開始。如范仲淹、胡瑗、孫復，皆先在寺廟中成學，再復從事於社會下層之私家講學事業。范仲淹繼戚同文在睢陽書院，孫復在泰山書院，而以胡瑗在蘇州湖州書院講學為尤著。其在湖州，分設經義、治事兩齋，儼如今大學之文理分院制度。經義齋培植通才，治事齋指導專長。一時人才紛出。朝廷詔下蘇湖取其法為太學制度，並召瑗為教授。宋代之國立太學，乃採用社會下層教育成軌，此亦難得。
當時所謂書院，亦漸由私立變為公立。宋初有四大書院，皆不由政府創建，其後乃如僧寺，亦受政府賜額。又如范仲淹在睢陽書院講學，乃由晏殊延聘，胡瑗在蘇湖書院講學二十餘年，乃由范仲淹、滕宗諒延聘，地方有賢長官，始得延聘名師，書院乃得美譽，學者竟集。一時聞風繼起，州縣皆興學。然在神宗元豐時，天下諸路州府學官，凡得五十三員，可謂寥落已甚。蓋書院之主要條件仍在師資人選。惟其注重師資，於是有制度亦等於無制度。因良師不常有，未可必得。若為師者非其人，則學者裹足不至。即有至者，學校風聲亦不佳。故每寧缺毋濫，空有建築，不成學校，地方教育終於時興時輟。
宋代太學，在神宗時立三舍法。始入學為外舍，定額七百人。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月考優等，以次升舍。略如近代學校有年級制。然太學既由政府官辦，政污則學敝，三舍製備受詬議。要之，在中國教育史上，官辦教育亦終不為人重視。
故宋代政府，雖刻意興學，而當時教育勢力，則終以私人講學為盛。但其時門第，僅有呂、范兩家，已在社會無勢力。理學家崛起，乃與寺院僧侶爭取教育權。其先如二程在伊洛，橫渠在關中，風氣初開，聚徒不盛。然彼等之講學故事及講學精神，則大堪與戰國諸子媲美。要之是私家自由的，不受政治影響，亦不為門第與寺院所拘束。下及南宋，如朱子、象山，講學始盛，蔚成一時風氣。即地方長官興建書院，亦必奉祀社會先賢，亦如寺院必奉祖師佛像。而尤以濂溪、二程三人，幾於為大多數書院所奉祀。
書院又稱精舍，精舍之名，其先起於東漢儒家之私門授徒。其後僧侶所居亦稱精舍，最後理學家講學又用此名。可見中國中古以來之社會教育，乃由儒佛兩家迭興迭衰，即此精舍一名，亦可透露其中之消息。而中國教育，實際即以代宗教教育之任務，亦由此可見。
在當時，復有一事值得注意者，乃為皇帝宮中之經筵講官制。王室教育，遠自秦始皇帝使趙高教少子胡亥，漢高祖使叔孫通教太子孝惠帝，即已開始注意。此下賈誼力主太子教育之當鄭重，實為漢代崇獎儒學啟其機運。因重教育，則必重儒術。景帝武帝皆有師，而武帝師王臧，乃儒生。武帝尊儒，乃受其幼學影響。賈誼、董仲舒皆為王子師。而東漢明、章二帝在宮中為太子時之尊師向學，尤傳為歷史嘉話。但宋代則帝王亦從師，乃有經筵講官之設置。經筵一名，亦始佛門，但宋代則有侍講侍讀諸臣為天子講學之稱。王荊公為侍講，曰：「臣所講是道，帝王當尊道，不當立而講，帝王坐而聽。」神宗依之，許其坐講。及程伊川為講官，亦爭坐講，哲宗亦許之。厥後明、清兩代，皆有經筵進講。以及歷史上東宮教育太子之制度，皆值注意。
元代蒙古入主，中國文化傳統只在政治上受屈，在社會上則依然維持。而許衡為國子師，所教蒙古族人侍御貴近子弟，後皆為重臣。此亦可謂乃受中國傳統教育制度之影響。而書院尤遍布全國，較之南宋時代更增。雖未必各處常有名賢主講，然一時名賢，則借書院為躲藏，中國文化命脈，實賴以傳遞。故明初開國，朝廷文風，轉較漢宋遠勝，惟唐初乃差堪相擬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