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周以下之教育，乃是一種官立教育，同時亦是一種貴族教育。從孔子以下，雖無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其時乃是社會私家教育時代，亦可稱為乃一種純粹的社會教育或平民教育。秦代統一，似乎又想把當時社會私人教育的新風氣新運動收歸政府，由政府來辦理，此乃一種微帶有復古傾向之開始，其時乃有博士官之設置。博士官雖受政府祿養，但不負實際政治責任，只備顧問，供參議，而同時得收納弟子，仍不失其為一學者傳播學術之身份。此種制度，淵源於戰國時代齊之稷下先生。齊國稷下先生七十人，秦博士官員額亦七十。此因孔子擁有七十弟子，故齊王秦帝亦定此數為員額。則當時政府仍為尊重學術尊重學者，而非如近人所謂只要鞏固其私人之政權，而始設立此制度。
博士官漢初沿襲不廢，待到漢武帝，又來了一次大改變。在秦始皇時，曾因博士官中有主張復行封建的，於是加以一番澄清，嚴禁以古非今，凡博士治古史的，幾乎全都罷黜。漢武帝則一反秦舊，把凡治戰國百家言的博士都廢了，只立五經博士，講求五經則是講求古代史實的。又秦始皇焚書禁以古非今，主法後王，乃荀卿所主張。漢武帝表彰五經，主法先生，乃孟子所主張。孟、荀皆孔門儒家，而主張各異。又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惡。主性善乃中國傳統文化一特點，主性惡近似西方。故孟、荀相比，孟當較勝。後世常同稱孔孟，而荀卿則被遺棄。故秦漢之博士制，誠亦中國歷史上一大變。
秦代得天下，只二十餘年，周代綿延了八百多年。專站在政治立場上，是秦代不足法，故必上研古經籍，這是當時一般人意見。其次，武帝又建立太學，五經博士在太學中正式任教，太學生又稱博士弟子，如是乃恢複了西周官立教育之舊傳統，但已非貴族教育，仍是平民教育，只由政府特立學校來推行。
西漢教育制度之重要性，乃以育才與選賢雙軌並進。換言之，乃是教育制度與選舉制度之配合行使。由地方學即郡國學申送十八歲以上青年入太學，受業一年，經考試，以甲乙等分發。甲等得在宮廷充皇帝侍衛，乙等回歸本鄉作吏。為吏有成績，重得選舉入充皇宮侍衛，再由侍衛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擔任各職。
此一制度，形成了此下漢代政府較之以前歷史上所有之舊政府，嶄現了一獨特之新面相。凡屬政府成員，皆須太學出身，或是由太學生服務地方政府為吏之雙重資格為出身。此等人，皆經政府之教育與選擇。每一成員，既通經術，亦稱文學，又擅吏事，漢人謂之「通經致用」。縱位極承相，亦不例外，必備此資歷。故漢代自武帝以下之政府，乃備受後世之崇重。後代政府，亦莫能自外於漢代之規模，而別創一新格。總之是受教育的始能任官職，教育地位，乃顯在政治之上了。
博士於五經，有兼通、有專精。但雖兼通，亦必以專經任教。惟一經亦可有幾派說法，經太學博士與朝廷公卿會合審查決定。所以到宣帝以後，五經共設有十四博士，即太學中共有十四個講座，此外不再添列。
所難者則在考試，須定一客觀標準。故每一太學生，必申明其自己乃依據某一講座之說法而作答。漢人謂之家法。五經共分十四家，每一經之章句訓詁，必遵從某一師之家法，以為考試之答案，乃能及格。其實所謂師傅家法，皆為便於考試，在學術上，其高下是非，則仍待討論，非有定案。
但太學在此後已成為利祿之途，來者日眾。其先博士弟子只五十人，漸增至一百人，兩百人，一千人。有人說孔子弟子三千，太學生名額遂亦增至三千人。此已在西漢之末年。下及東漢晚期，太學生乃增至三萬人。試問十四位講座，如何能教三萬名學生。太學至此，逐漸變質，失卻了開始重視教育之用意。
而且既定家法，則重墨守，陳陳相因，無發明，無創辟。私人聰明反而窒塞了。於是官學遂又不受人重視，真心求學的，重又轉歸到社會私學去。私學即是排拒在博士講座之外的。或是在博士家派之外，自有講法的。或是在博士家法之中，有所融會貫通的。既非十四家法，即為太學所不容，於是只在民間設教，當時謂之開門授徒。太學博士所講，以其為當時所通行，稱為今文經學。民間所授，以其非為當時所通行，乃稱為古文經學。古文經學無家法，可兼通，可博採。此亦都在東漢之世，私學乃又代官學而崛起。
其間最值一述者有鄭玄，山東高密人，曾造太學，又自向私學從師，遊學遍全國。以東方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介紹，投馬融門下。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受業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僅得高業弟子轉授。三年，不獲見融一面。某日，融會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召見於樓上。玄因得備問所疑，既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去，吾道東矣。」玄不仕在鄉，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曾途遇黃巾數萬人，見者皆拜。並相約不敢入縣境。孔融、袁紹亦對玄備致敬禮。
就歷史言，無數百年不敗之政治，亦無數百年不壞之制度。西周以下辟雍泮官等制度，今已無可詳說，秦漢兩代博士制度之演變，經學上今古文雙方之異同得失，余已有專書詳述。惟鄭玄以在野學者之身，當朝廷提倡數百年經學達於墮地將盡之際，玄之為學，不專治一經，更不一專師一家，能囊括匯通，成一大結集。此下十四博士家法師傳，盡歸散失，惟鄭玄最晚出，而使經學傳統不墜重光。其功績實為兩漢經生四百年來所未有。可見教育事業，主要在師道。師道所貴，主要在為師者之人格與學問。振衰起弊，承先啟後，其能發揮絕大功能者，則多在師不在學校，又每在野不在朝，抑且在亂不在治。如鄭玄之在兩漢，即可為一例。故其人在中國教育史上，尤為後代所重視。
鄭玄稍前，有一郭泰亦當附說。郭泰亦當時一太學生。其時太學生數萬人麇集京都，博士倚席不講。又值朝政黑暗，激起太學清議，成為當時政治上一難對付之力量。而郭泰是太學生中之翹楚。同時又有符融，亦太學生，師事少府李膺。膺乃當時名公卿，但見融，必絕他賓客，聽其言論，為之捧手嘆息。郭泰家貧，從其姊夫借五千錢，遠出從師。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及來太學，時人莫識。融介之於膺，時膺為河南尹，待以師友之禮。後泰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泰惟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視若神仙。時漢政已污濁不堪，太學亦有名無實。但公卿中有賢如李膺，太學生中有英特奇偉如符融、郭泰。其故事著之史籍，長供後人玩賞。雖無救於漢室之覆滅，但中國文化之內蘊，與夫其社會精力之充盛，可知此下尚有無窮生命，決不隨一時朝政而俱潛。
郭泰可稱為當時一極崇高之社會教育家，黨錮事起，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經其識拔獎誘者，或值幼童，或在里肆，或事芻牧，或役郵驛，或從事屠沽，或出身卒伍。而其終皆成英彥，凡六十餘人。尚有不少故事，見於史籍。後代史家評郭泰，謂雖墨翟、孟軻不能遠過。時有孟昭，尚在童年，謂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泰許之。夜中令作粥，進而呵之。三進三呵，昭不變容。泰乃與友善，卒成妙士。如此之類，不能備述。泰又自著一書，專論取士本末，惜遭亂喪亡。如郭泰，誠可謂在中國教育史上為師道樹立一標格。今若目馬融為經師，郭泰為人師，而鄭玄則兩者兼備，故益為後人所推重。
由此言之，論教育事業，注重製度，更該注重人物。制度可以壞而復修，人物則不可壞。制度可以隨時而變，人物則自有一不可變之典型。有了制度無人物，制度是空的假的。有了人物無制度，可以隨時創立制度，亦可有不成制度之制度出現。戰國與東漢晚季，皆是無制度而有人物之時代。雖則人物不同，卻有在文化傳統下同一典型之存在。近人好言戰國，忽視東漢，亦可謂終是一偏之見，應加糾正。
以上是敘述了秦漢大一統四百年之教育制度，當屬中國教育史上教育制度演變之第三期。以下當續述三國、兩晉、南北朝中國六百年來分崩時期之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