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上敘述了西周乃至春秋時代之學校概況，其次要談到孔子以下及於戰國，其間約有三百年時期。此一時期，在教育上乃有一特殊情況，亦可謂乃是一有教育而無學校之時期。亦可謂教育乃自學校中解放而歸入於私家友朋集合之時期。因周室東遷，中央政府早不為社會民眾所重視，列國間卿大夫漸漸有不悅學之現象，地方學校亦逐步廢了。於是學校與教育，遂逐漸歸入到平民社會中去。
孔子崛興，以一平民，而把以前相傳的貴族教育開始轉移到平民社會來，開出此下平民講學之風。後世稱孔子為「至聖先師」。孔子在中國教育史上，實亦可稱為開天闢地旋乾轉坤一偉人。因以前教育，都限制在政治圈中。以後教育，乃脫離政治圈轉入社會而自為發展。然中國此下教育，仍與政治有密切關係，此乃中國歷史文化大傳統所在。治中國教育思想與教育制度者，於此一節，乃尤當注意。
孔子弟子共有七十餘人，來自四方。或自魯，或自衛，或自齊，或自宋，或自陳，或自吳，此已自北方黃河流域，跨過淮水，南及長江流域。因此孔子設教，在當時，實是國際性的，不限於一國一地。
孔子的學生，有父子同來受教的，有貴族，有平民。有的很窮，有的很闊。亦有些不是好出身，不務好行業，但經孔子教育，都變為學成行尊，出類拔萃，顯於當時，傳於後世的一批人物。中國古代社會之大變動，不得不謂自孔子教育有以啟之。
孔子以禮、樂、射、御、書、數為教，當時稱之曰六藝。凡此六藝，都是當時貴族階級日常事務中所必需歷練的幾項才幹。故貴族之疏遠層，及民間俊秀，必先習此六藝，乃能在貴族圈中服務。當時稱之謂儒。儒乃是當時社會一行業。孔子自己身通六藝，其弟子除嫻習當時例行的六藝外，或通政事，或擅理財，或長軍旅，或嫻外交。要之，均可成為政治人物，供當時政治上之實際應用。但更重要的，孔子乃在此種種政治界實用藝能之上，發揮出一番大道理。此一番大道理，私之可以修身齊家，公則可以治國平天下。並亦永為中國後世所信守而遵行。於是在儒的一新職業之中，加進儒的一新理想。自有孔子，而中國教育內容遂超出於政治事業之上之外，而成為社會人生文化一切行為主要有理想的一項目，而孔子因亦被稱為至聖先師。
但孔子當時傳教，實沒有一學校。後人稱之為開門授徒私家講學，其像樣的創始，實始於孔子。《莊子·漁父篇》有云：「孔子游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唐人錢起詩：「更憐弟子宜春服，花里尋師到杏壇。」杏壇只是一栽有杏花的高地，既非學校，亦無教室。想是孔子春日郊遊，偶爾到此。實則只是在家設教而已。又孔子在宋遇難，亦與其弟子習禮大樹之下。可見孔子隨處不怠行教，幕天席地，則莫非設教之所。行游坐息，亦莫非設教之緣。人生不忘教學，教學即是人生。孔門之教，宜即可代替世界任何一大宗教而有餘。故中國教育，實亦可謂是一種宗教事業。
孔子以下有墨子，其徒三百人，其數量已遠超孔子之上。孔子之出，一車兩馬，儉不中禮。又與其弟子餓於陳、蔡之間。墨子則千里徒行，至於裂裳裹足。孔墨皆以平民講學，在當時，乃是一種非官方給養的自由職業，宜其生活貧薄有如此。但其震爍一世，影響於後代者實甚大。
再下到孟子，則已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生活情況較之孔墨，已甚闊綽。而闊綽過孟子的，時尚多有。即如齊之稷下先生，受齊威、宣、湣王歷代供養，皆賜上大夫之祿，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既不預政事之煩，專以招攬弟子，講學著書，稱先生者逾七十人。朋徒群集，數百千人。此時則教育事業已遠超在政治事業之上。但亦是得政治上崇重供養而來。即隱淪不顯如莊周，亦有弟子相隨。從容於論學著書，此亦決非僅藉於漆園之微薪。當時教育界持論多反現實政治，而同時政治界則盡量崇重此輩講學之人，此層亦當為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者所應注意。
當時私家講學，不僅成一學術集團，同時亦是一經濟集團。孔子曾說：「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束脩只是一條幹肉，用作贄見之禮。後代弟子敬師學費，仍稱束脩，或稱薪水，皆是極為微薄之意。抑且不僅弟子於師有敬禮，師之於弟子，亦有通財相助之誼。顏淵死，其父顏路欲請孔子之車以為之槨。此而決非無端請乞。如孔子周遊，諸弟子相從，亦皆食於孔子，可見師弟子本常通財。孔子雖不從顏路之請，但孔門弟子，終為顏淵集資厚葬。至墨子賙養其弟子之事，更屢見不鮮。故墨子門下，不僅是一經濟集團，同時亦是一勞工集團。通力共產，後代之有幫會，其事遠從墨家集團來。至孟子時，從者數百人，皆食於其師可知。如此則私家講學，同時豈不即成為私家養徒。一自由講學者，同時又是一自由養徒者，其勢震撼上層貴族階層，乃始有齊威、宣以來稷下之制。而如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養士，其實亦是慕效當時講學大師之養其門徒。直至楚、漢之際，天下大亂，叔孫通投漢高祖，隨身尚帶有一輩學生。若非由叔孫通給養，何能枵腹相從。此亦是古代中國社會一特有現象。
又且當時大師講學，必兼著書，著書必用竹帛。即就經濟條件言，亦不易易。又當時著書，亦多集體為之，又有累世為之者。如《論語》一書，即由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等集體記錄編纂，直到戰國中期後始成書。《墨子》書中如《天志》、《尚同》、《兼愛》等，各分上、中、下三篇，乃由墨家三派分別撰述。又有《墨經》等益後出。《莊子》有內篇、外篇、雜篇，非出莊子一人之手，亦非莊子弟子一時所成。猶必有再傳三傳者加入，如《論語》、《墨子》之例。《孟子》七篇亦與其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討論集成。然則先秦之講學團體，同時亦即是著作團體。呂不韋在秦得意，招天下賓客，合撰《呂氏春秋》，此亦時代風氣。集體著作，乃當時常事，今乃絕不能盡知當時各書各篇各自撰著者之姓名。是則當時一學術團體，既不為利，亦不為名，乃共同宣揚一思想與理論為主。此亦中國古代社會，為此後歷史文化傳統開先河者一特殊現象，值得我們注意。
又當時著書，流傳極速。一家成書，各家同睹，故相互間多爭辯駁難。但此時一書籍流傳，全賴謄鈔，事亦不易。諸子中晚出如荀子，最為博通古今群籍，又廣自著書。其門下，如韓國公子韓非，楚國書吏李斯，亦各遠道奔湊。苟子最為齊國稷下先生之晚輩，而在彼時，曾屢次高踞稷下先生之首座。彼亦遍游列國，行蹤極廣，想其朋徒相隨，當亦如孔、墨、孟子之例，由彼給養。是則其經濟憑藉，決亦非薄，故能在當時，有此大氣魄之講學著書與遊行之規模。同時有鄒衍，其為當時所寵顯尊禮，則似當更甚於荀卿。又當時諸子所著書，皆能審慎保存而久傳。秦滅六國，漢繼滅秦，兵禍連結，民生無寧日，亘百年之久。然迄於漢世，諸子百家言皆獲存全，即觀《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收書中可見。此又豈民間私人一手一足之烈所能然。
近人艷稱戰國，認為百家爭鳴，可征當時思想之自由。此乃徒拾一時口頭禪，寧能捉摸到當年之真史實。自孔子以平民私人講學，百家踵興，朋徒群集。雖各無專設的一所學校，卻各有一私家結合的學團。本於相互共同之思想學術，激起相互共同之實行活力。我們今日不徒當探討其學說內容，更應注意其經濟實況及生活真情。惟其社會上有此種新集體之風起雲湧，才能與當時正趨沒落之貴族階級接步代起，而開創出秦漢以下士、農、工、商之四民新社會。此乃中國歷史上一絕大變動，絕大創造，皆由戰國百家掌握其轉捩之樞機。所謂百家，乃如同司馬遷《史記》魯、衛、齊、晉之稱為世家，而實是一無組織之大集團，而亦稱之曰家。決非一夫婦子女之家。其稱曰諸子，亦借用古代貴族階級分爵公、侯、伯、子，男之子。此輩雖系平民，乃亦約略相當於封建之貴族。貴族擁有土地，有土斯有眾。此輩則擁有學術思想，亦擁有信受此學術思想之一批門徒，而形成一種共同精神，附隨而有一種共同生活，亦約略彷彿於同時一小諸侯，惟無封土而已。故時人遂稱之曰諸子百家。又稱此等士日游士，因其非土著不安居。但若熱心富貴，如公孫衍，張儀，則孟子鄙之曰妾婦。所以當時的平民自由講學，乃得與封建貴族為代興，而亦並無貴族平民階級鬥爭之跡象，此又豈近人以西方人眼光治中國史者之所能知。
就此當知，當時諸大師僅為學術思想行教化，而不為私生活私奉養作打算之精神，既已大堪佩仰。而風氣感召，全社會上下，尊師崇道，慕效恐後，此已不能與西周以下由政府規定出一套制度，建立起一些學校，來推行教育事業者相提並論。在此一時期，乃是由社會下層醞釀出一番風氣，而並無一種制度可言。然而下層社會風氣之影響力，則實遠超在上層政治制度之上。
故凡屬政治上具有一種真實性之制度，則必從社會風氣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