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之士，其對前有崇奉，其對後有創新，二者可以相和合。孔子為中國兩千五百年來學人所共奉，尊之曰：「至聖先師」。但孔子亦有所崇奉，故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復夢見周公。」而此下儒學傳統中，雖永尊孔子，亦非無創新。性與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孔子極推管仲，嘗曰：「微管仲，我其被發左襖矣。」而孟子則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言養氣之功，「養氣」兩字不見於《論語》。其他《孟子》書中持論，不見於《論語》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孟子終無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創新。
繼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惡，持議與孟子相反。然亦同尊孔子。西漢董仲舒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周、孔，乃於孟、荀少崇揚。西漢末有揚雄，亦尊孔，然於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揚。東漢晚年有鄭玄，為一世儒宗，同尊孔，而於孟、荀、董、揚亦非所崇。隋代有王通，亦尊孔，然於孟、荀、董、揚、鄭諸人，亦未見推崇。
唐代有韓愈，以己之闢佛自比於孟子之拒楊墨。又曰：「孟子大醇，荀卿小疵。」於孔門傳統下，乃獨推孟子。然又自言：「並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之列。」則其獨尊孔子亦可知。宋初諸儒群尊孔，但歐陽修尊韓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見亦不同。周濂溪始為道學開山，《宋史》於《儒林傳》外特出《道學傳》，後人或非之。然道學終是一新儒學，與漢、唐儒學有不同。宋、元、明三代之道學家，群尊濂溪，而亦立說各不同。清儒又有宋學、漢學之分，然雖重漢學，其為學又何嘗與漢儒相同。
然則列舉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之儒學傳統，可謂時各有變，人各相異。於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創新。於各自創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此為中國學術思想一特點。釋迦創設佛教，然崇奉釋迦亦可人人成佛，並亦人人自創新說，此為佛學傳統與中國儒學有大體相同處。故佛教在印度，雖終衰歇，而仍盛行於中國。耶穌為上帝獨生子，崇奉耶穌，不能同為上帝之獨生子。而於耶穌教義亦不能多有新創立新發揮，此為耶教來中國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此可見文化傳統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國學術思想乃由四圍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則四圍向之者愈廣，如孔子是已。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圍之互異，但終見一共同嚮往之大同而已。西方之學則由四圍各自發展，無一共向之中心，故其為學乃日趨於相異，而卒不能建一大同步。耶教雖為一共同信仰，惟究於學術有異。一切有傳統，無創新，此則乃其與自由思想之大相異處。西方學術則惟見其相異，不見其大同。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界域各異。自然學如此，人文學亦然。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分門別類，莫不皆然。學以致用，而所用之途則各異。學以求真，而無一大同之真理。故西方之為學，可以互不相通，乃無一共尊之對象。
其為學既各異，其為人亦各異。羅馬人不同於希臘人，現代歐洲人亦不同於希臘、羅馬人。抑且英國人不同於法國人，美國人又不同於英國人。亦為西方人為學終不於同處求，必向異處求，一應有之趨勢。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舊。宗教信仰亦終難獲其大同。
耶穌言：「凱撒事凱撒管」，耶教之所同，則只同於一教皇，是即耶穌之凱撒化。伊斯蘭教則更然。西方宗教之同，惟同在其世俗化。而孔子與釋迦，則務以其教來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實則西方人不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學術思想亦盡求世俗化。而中國人則求世俗之學術化，此亦一大不同。
今論世俗，西方則重個人主義。如喜科學，或哲學與文學，皆由個人自由。甚至宗教信仰亦然。既重個人自由，則宜其惟見互異，不見大同。其大同處則僅在衣、食、住、行物質生活上，於是乃有唯物論哲學與唯物史觀之出現。若其超於物外，則惟有宗教信仰靈魂天堂。但此乃一種信仰，而非人生實務中之思想自由。即如近代新興之共產主義，亦成一種信仰，亦不許有思想之自由。此二者均與中國傳統有大不同。中國士傳統並不成為一宗教，而其在實際人生中，則轉抱有一大同觀。何以故？則因中國士傳統，即從孔子說起，兩千五百年來，均已抱一世界生活即天下生活之觀念。其同處在人生，不在物質方面。其論人則在心，不在身。此乃其主要關捩處。
孔子其先乃宋國人，殷民族之後。其祖先自宋遷魯，遂為魯國人。然孔子一生遊蹤曾至齊，後又去衛，去陳，去楚，在外周遊十四年，老而仍歸魯。其弟子則多自遠方來，不限為魯國人。故孔門講學在當時即具天下性，世界性。墨翟乃宋人，然其遊蹤亦遍歷各國，其晚年卒地不可考。然墨家弟子亦來自列國，具世界性，天下性。孟子乃鄒人，然其晚年遊蹤則至梁至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荀子趙國人，游齊，為稷下祭酒。又至秦，而晚年卒於楚之蘭陵。其他先秦諸子百家，大抵皆遍游列國。惟莊周、老聃，道家隱淪，不事周遊，最為特出。然其意向言論，亦具世界性天下性，不限於其所隱之一鄉。故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其時士之遠遊而無方，亦可知。乃有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之分別。
秦漢後，中國統一，而士多輻輳京師，老而不歸其故鄉。前漢一代，不勝指名。東漢益盛。如鄭玄，雖老死鄉土，然其遊學所至，亦遍中國。魏、晉以下，門第已興，然東晉、南朝諸大門第，大體皆自北方南移。而北朝門第則更多遷徙，不以鄉土為限。隋、唐統一，進士科第，各地士人，必群赴京師應舉。及其出仕，不能在本鄉，多歷全國，老死不歸。姑舉李、杜、韓、柳為例，讀其詩文集，凡其一生足跡所履，居住所在，老病所終，皆可稽考。故中國之士傳統，每以天下為家，流動性極大，極少有固定於一鄉一土者。下及宋代益甚。如歐陽修、王安石皆江西人，仕履所至，遍歷各地。而退老亦不歸故鄉。如三蘇，原籍四川，來汴京皆不歸。東坡所到地最廣，自擇宜興太湖濱為其安老埋骨之所。讀此諸人之詩文集，其心情所寄，不在鄉土，而在中國，在天下，豈不昭然若揭乎。
其他如周濂溪，乃湘人。而老死於贛之廬山，即以所生地有濂溪，名其終老地之一溪亦曰濂溪。明道、伊川兄弟之父，本亦江西人。仕於江西，獲識濂溪，二程乃得游濂溪之門。而二程兄弟終老洛陽，亦不歸其故鄉。南宋朱子，父籍皖，生於閩，卒於閩，為閩人。然其足跡亦遍歷南宋各地，不限於閩。同時陸放翁，足跡遍歷長江上下游，老而退居故鄉。乃其死，乃為詩告其子曰：「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則其情意所寄，不限於家鄉，仍在國與天下，亦可見矣。
此下元、明、清三代，凡為士，名列史籍，傳誦人口，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士，則莫非國士天下士，而決不為一鄉一里之士，可不一一指名詳述。姑舉王陽明一人為例，生平足跡所至，東北出山海關，西南貶貴州龍場驛，晚年仕江西巡撫，卒於任上。其到處講學，門人弟子亦屬全國性。其為人不以地域拘，其講學亦不以地域拘，皆屬全國性，即天下性。其弟子如王龍谿之在浙，王心齋之在淮，皆不出仕，老於故鄉。然龍谿足跡遍東南，心齋則在陽明生前，即曾以木鐸招搖京師。老歸故里，父子講學，風聲所播，又豈以一鄉一里為限。
晚明東林講學，亦為全國性，非鄉土性。清初諸明末遺老，黃梨洲終老故鄉，然其弟子如萬季野，則北上京師。顏習齋更為一鄉里老儒，然足跡則經歷甚廣，曾北出關外，南遊河洛。而其弟子李恕谷，則遊蹤更廣。斷不得謂浙東黃學，與河北顏、李學，非全國性，而屬鄉土性。關中李二曲，晚年自拘土窟中，除顧亭林外，莫得晤其面。然其先亦曾足跡遍南北。王船山雖不如李二曲之自拘土窟，然隱遁湘之群山中。二人皆不以講學傳弟子，然其人其學，則皆為全國性，而非鄉土性。如顧亭林，則以江南崑山人去至北方，不再南歸，亦不聚徒講學，不傳弟子，而其人其學則更見其為全國性，斷無鄉土性。
乾嘉經學諸儒，分吳、皖兩派。然吳派不限於吳，皖派不限於皖。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師，終老不歸。吳派又分有常州派，諸儒蹤跡，更遍國內。而皖派亦分有揚州派，如阮元，仕宦所歷更廣。湘鄉曾氏，上承桐城，倡為古文，稱湘鄉派。其四大弟子張、吳、黎、薛，亦見為全國性，非地域性。道咸以下，如廣東陳灃，以一舉人北上京師應進士試，三年一次，凡八次二十四年，南北跋涉。晚年講學於粵，其人則顯屬全國性，非以粵為限。而浙人朱一新，晚年講學於粵，亦不以浙為限。粵學有康有為，浙學有章炳麟，皆足跡遍海內外。有為旅死在外，炳麟終老於吳，此兩人或粵或浙，而生平遊蹤，皆不限於粵浙。
康有為弟子梁啟超，亦粵人，足跡亦遍海內外，老死北平，未歸其故里。同時有王國維，浙人，足跡亦遍海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