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有與並世其他民族其他社會絕對相異之一點，即為中國社會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會無之。夏、商、周三代，中國乃一貴族封建社會，然其時已有士。如夏代之傳說，商代之伊尹，起於版築畎畝之中，而上登政治至高地位，其詳已不可考。其為後世士人一至高之楷模，則事無可疑。下及周室東遷，春秋時代，為士者益得勢。其事散見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之所記載，典籍具在，可資詳述。然中國社會之所謂士，確然有其在社會上特殊地位，在文化傳統上有特殊意義與特殊價值，則其事實始於孔子。
孔子曰：「士志於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其道始則修於身，繼則齊其家。推而廣之，擴而大之，則有家族，有家鄉。更推而廣之，更擴而大之，則有治國之道。又更推擴，超國家而上，則有平天下之道。其實所謂身、家、國、天下，此諸分別，即古代封建貴族之所傳，如所謂禹、湯、文、武，上溯及於唐堯、虞舜，莫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以成其為聖帝明王。惟當時建有修、齊、治、平之禮，而孔子則綜合會通加以闡發，倡為修、齊、治、平之道，以求廣大奉行，而成為一完整之體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贊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則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則藏道於身，寧退不仕。不顯身於仕途，以求全其道而傳之後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會有士，則其道乃得光昌傳播於天地間。
孔門有四科，德行、語言、政事、文學。言語、政事，即仕進後所有事。而言語尤先於政事。因政事僅行於國內，言語則用之國際外交，其事已超乎國而達於天下。故言語之為用，則猶在政事之上。文學則未及見用，而致力於典籍文章，上述古代，下傳後世。文章之所在，亦即道。而三者之上，又以德行為之首。苟非有此德行，將不得謂之人，而又何三者之足雲。孔門又有先進後進之別。孔子早期傳道，登其門者為先進，其時則皆有志用世，而於文學則有所不遑詳究者。孔子晚年傳道，登其門者為後進，時孔子已衰老，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之嘆。故來學者，多致力於文章典籍，求道、講道、明道、傳道之心為切，而用道、行道之志則較緩。孔子則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行道用世之心，固雖老而猶存。
四科中最先一科為德行。德行中最先一人為顏淵。顏淵之自述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之文，即四科中文學之文，為求道、講道、明道所資。約我以禮之禮，則以用世行道者。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用則行，則由己以行道。舍則藏，則藏道於己以傳世。求己與道之合為一體，故曰：「為己」。若僅以己身供人用，則我身僅如一器，無道可言，又何足貴。孔子以子貢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璉也。」瑚璉藏在宗廟，乃貴器，不能隨便使用。如冉有，則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僅為季孫氏用，則猶器之下矣。
在德行一科中，尚有閔子賽、冉伯牛、仲弓。孔子何以獨稱顏淵？或此三人，舍之則藏有其德，而用之則行則不能有如顏淵之才。或以此三人皆早死，故孔子獨稱顏淵。要之，藏則較易，行則更難。君子不器，而仍貴其能為一大器，其義在此。則不當不辨。
孔子之卒，孔門弟子普遍蒙受各方之重視，然而無一人獲得上層政治之大用。其再傳弟子以下，如子思、孟子、荀卿，皆獲大名，但亦無一人受上層政治之重用。儒家以下，諸子並興，繼孔子而起者為墨翟。主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然墨翟亦未受列國政治上層之重用。墨子曾多方介紹其弟子進入仕途，然自禽滑厘以下，墨家弟子亦終無獲重用者。墨家有鉅子組織，如孟勝亦鉅子，為各國墨徒之領袖。其仕楚，僅為一家臣，並以三百人之眾死於任上。繼墨翟有楊朱，主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為。其在政治上不受大用，亦無弟子傳名於世。其次有道家，莊周僅為宋國一漆園吏。楚國聘為相，莊周辭之，謂寧為泥中曳尾之龜，不願藏骨於宗廟。則其意偏向於舍之則藏，而無意於用之則行之一途。老子繼起，僅求為聖王，則又誰歟用之？著書五千言，亦無一知名弟子聞於世。
其他如名家，首起惠施，與莊周為友，曾相梁惠王，政績無聞。是亦未見大用。陰陽家首起鄒衍，備受列國尊禮，同亦未見大用。齊威、宣、湣諸代，設有稷下先生之位，享諸子以厚祿，許以自由授徒講學。先進達七十人之多，著書立說，擅盛名者不少，卒亦未見獲政治上之重用。惟縱橫一家，獨獲重用於世。然孟子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後世亦不再以縱橫家流列入先秦諸子學術之林。
其他如戰國早期，商鞅用於秦，吳起用於楚。申不害用於韓，而商鞍、吳起終皆不得其死。申不害乃韓之諸公子，亦與士流有別。其次如范睢用於秦，經蔡澤之獻議，終亦讓位，薦蔡澤而自退。然蔡澤則未聞有功績。樂毅用於燕，建大功，終被讒間，逃亡於趙，幸以身免。如虞卿於趙，亦嘗被用，未獲顯赫，退而著書。呂不韋用於秦，廣招賓客著書，自張聲氣，而終遭斥罰。韓非入秦，亦遭讒下獄而死。在戰國九流中有法家，實則當時之士，聚徒講學，絕未有專為一國一君一政府之統治權營謀打算，而得成一家派者。法家之名，當起於韓非之後。而韓非亦韓之諸公子，雖列荀卿之門，亦與一般士流有別。
由上言之，戰國雖稱為士勢力之驟張時期，而諸子之聚徒講學，自成一家，如儒、如墨、如道、如名、如陰陽、如農家之許行，凡屬開山宗師，及其繼承人物，在當時學術上有大名望大表現者，均不曾在政治上獲大用。其獲用於上層政治者，在學術上僅屬第三四流以下之人物。而亦鮮得安於位。不致身死，已屬大幸。然則所謂士之一流，其在中國文化傳統歷史影響上之特有意義與價值究何在？
明白言之，中國士流之影響與貢獻，主要在社會。即如許行，親操耒耜，耕于田畝，而陳相之徒聚而從之。士之親其師，尊其師，有過於其君。此不僅孔子、墨翟為然，下至如許行亦何莫不然。故在中國社會上，最受尊親者，乃師而非君。乃在野之士，而非在朝之卿相。戰國之時，僅七雄為大國，分別統治了整個全中國。而為之士為之師者，乃為當時全中國人所嚮往所仰慕。為君者又烏得與之比？乃使政治上層，亦不得不俯心下氣。以尊賢而禮士。如顏斶見齊宣王，明告以士貴王不貴，而宣王亦無如之何。又如秦昭王見范睢，乃至長跪以乞言。當年七雄中，齊宣王秦昭王豈不更巍然為之魁首，而其尊賢下士有如此。如顏斶，如范睢，豈誠為當時一大賢上士？而齊、秦之君尊禮之如此。其最大之意義與價值，則在政治上層不敢自居為最尊最貴之地位，而自知尚有當尊當貴之過於彼者，其人不在遠，即在其所統治之社會下層。姑舉一例，如秦兵圍趙，趙國存亡在即，不得不屈意帝秦，求獲苟全。時魯仲連在圍城中，乃獨抗議反對，謂苟帝秦，則仲連惟有蹈東海而死。以一白衣窮途之士，蹈海而死，於天下大事，國家興亡，何足輕重。而帝秦之議，竟以作罷。此等事因其千古傳頌，後人視若固常，不復厝懷。而於其對文化傳統歷史影響之大意義大價值所在，今人乃不復存懷。此豈非一大可惋惜之事乎？
魯仲連義不帝秦，雖聲光揚於天下，但仲連身後，秦終為帝，而仲連生前之聲光意氣則依然尚在。故秦一天下，李斯首為之相。李斯乃楚國一小吏，著籍荀卿門下，則亦儼然一士。商湯一天下，伊尹為相。周武王一天下，周公旦為相。秦始皇帝繼湯武一天下，而李斯為之－相，則斯亦繼伊周如鼎足之三矣。秦博士議秦政，始皇帝不輕自決斷，下其議於丞相斯。斯主廢封建非不是。然焚書之令起於斯，後世人鄙之，不齒於人數。不知斯之在當時，固亦以士之身份而見大用。
漢初無士，惟叔孫通曾為秦博士，與其弟子為漢制朝儀。然後世人亦恥之，不列為士數。同時如商山四皓，朝廷不能聘，太子羅致之。高祖於太子身傍見四皓，遂罷廢立意，太子終得承位，是為漢惠帝。是漢之為漢，此下兩百幾十年之天下，四皓與有力焉。士之影響政治，見功於世，其例有如此。
漢初真得稱士者有賈誼，年二十餘，上《治安策》，名震朝廷。文帝召見，欲加大用。絳灌之徒群沮之，放為長沙王太傳。歸蒙召見，語至夜半。文帝屢前移其坐席，並謂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再見，乃知仍不及也。然賈生終繼為梁王太傅，仍不獲大用於朝。梁王出獵，墜馬死，賈生以未盡師道，愧恨而卒。然漢自文、景以下諸大政，多出賈生原議。賈生之有功於漢，更勝四皓甚遠。
繼賈生而起者有董仲舒。漢武帝尊五經，黜百家，皆由仲舒對策發之。此不僅漢之為漢，即此下兩千年中國之為中國，仲舒當時之對策有大影響大作用。而仲舒亦終未大用於當朝。公孫弘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