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隋、唐時代，一面還是大門第，一面還是寺廟裡的高僧們，來作知識界最高代表。漢、唐雖同樣是統一昌明的大時代，但唐代知識分子的氣魄意境，卻顯然與西漢不同。西漢知識分子從農村中來，孤寒拔起。唐代則從門第中來，都帶有貴族氣分。他們的家族，在政治上，社會上，遠的從東漢以上，竟可推溯到五六百年，近的也百年前後，大體上聯綿不絕，各有有名的家史家譜，各有綿延不絕的簪纓與紱冕與爵位光榮。而且這些地位，並不憑藉政府所給的特權，如古代封建貴族般，依法世襲。他們則由各自家門的禮教，子弟的修養，每一代在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文藝上，人格操守上，事業功績上，依其自身表現而繼續獲得此光榮。當然也有許多特殊憑藉，但在他們，總覺得這不是外在的身份，而確系內在的熏陶。因此門第的自傲，有時可以更勝過古代的貴族。皇帝的家庭，就這一點論，是遠遜於許多門第的。單憑這一點門第的自尊心，使唐代知識分子遠與西漢相異，亦復與東漢以下不同。
東漢名士，借社會交際朋輩名譽來與朝廷爵祿抗衡。魏、晉以下，借政權轉移來鞏固自身門第的地位。當時門第內心，還不免時時感到自愧。現在是門第的傳襲久了，自尊掩蓋過了自愧，而且門第與門第間的相互推尊，比東漢名士的孤寒地位更堅實了。不僅門第自身感到如此，即在王室亦有同感。那時王室對門第轉抱有一種自卑心，即在英偉超卓的唐太宗，也還不能免。他屢次和別人斤斤計較當時社會上所定門閥高下之不平。他又曾屢議封建。有一次，正式令諸功臣世襲刺史，經長孫無忌等十四人以大義駁正而止。這不僅是唐太宗的慕古好名，實在唐太宗內心，正也感到門第有其外在客觀之尊嚴。他直覺上感到，李家並不是獨出群閥的一家，因此遂屢想到封建。我們也可說，在當時，只有經過了一番封建制度之正名定義，才可使李家皇室，再確然高出於舉世尊視的那群大門第之上。這形勢自然與漢高祖不同。
漢高祖在平民社會中崛起為皇帝，當時爭說他是膺受天命，他也自居為天命所鍾了。唐代則在門閥社會中興起，因此只想把門閥勢力稍稍就他的政權系統來加以調整。而當時諸功臣也非虛為謙抑。長孫無忌的論據，正是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說政治大原則在求賢共治，縱使我們一時立了功，我們子孫不必皆賢，賞了他們，害了百姓。百姓何罪？若他們還以不稱職獲咎，豈非自招誅戮？這是何等開明的意見！我們縱可說門第是當時變相的新封建，卻不能說那時門第中人全抱封建意識。即在春秋時，那些名卿賢大夫，如上所舉，也早就不能說他們只有封建意識了。因此東漢以下的新興門第，常對政治抱消極固閉的態度。而唐代門第，則對政治轉抱積極合作的態度。他們並不感到政府將會削弱門第，他們寧願翼戴政府，擁護政府，天下清平，門第亦同享安泰之樂。這是一種大氣度，這正因當時的門第，乃從社會醞釀來，不是由政治培植來。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反而常抱一種領先的姿態。他們常覺得，他們是在扶翼政府，不是在仰賴政府。
因此，西漢政治是淳樸的，循謹的，最好表現在於地方行政與下級於部。而唐代政治，則是恢宏的，闊大的，最好表現在於中央與上級大僚。唐代知識分子，在其門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諳習世故，練達政事。所以一出來擔當大事，都是有氣有才，能實幹像西漢，而局度恢偉則遠勝。西漢只多賢良的地方長官，沒有像樣的大宰相與高級大僚，這一層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識分子，好發大議論，好作大計畫，好擺大場面，好有大組織。漢人厚，唐人大。漢人土，唐人闊。那是他們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氣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會上的表現也不同。
但唐代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更大貢獻，還不在政治，而轉更在宗教上。要考察衡量唐代的知識分子，還應該著眼到一輩佛門弟子。人人盡知如玄獎，可不提。更要的是天台、禪、華嚴三宗。我們盡可說，他們已創造完成了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新佛教。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禪宗，在精神上，在意態上，實可算得是一番顯明的宗教革命。「我若遇如來，一棒打死，與狗子吃」，那是何等話！在後代被目為狂禪，在當時非有絕大理解，絕大膽量，不敢出此語。魏、晉以下的中國佛教徒，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其內心實在並不是沒有一番宗教的熱忱。但難能可貴者，在其宗教熱忱中，仍不喪失其清明之理智。而二者間又能調和得當，並行不背。若細細分說，六朝僧徒，熱忱尤勝過理智。隋、唐則理智更勝過熱忱。但若在其理智背後沒有那一番熱忱，也說不出「打死如來給狗子吃」。
我們若一讀西方宗教史，尤其馬丁路德宗教革命以下一段不容忍的長期大流血，回頭來看中國，驚天動地翻天覆地的宗教大革命，只在寂天寞地清天寧地中輕鬆滑溜地進行，那是何等偉大的成績！中國知識界，精神氣魄最活躍的時代，第一自推戰國諸子，第二便該輪到唐代禪門諸祖師。那是中國知識分子之又一新典型，值得後代仔細研摩，竭誠崇敬。直到宋代人還說：「儒門澹泊，豪傑多為方外收盡。」這是不錯的。唐代第一流豪傑，全走進禪寺中去了。他們在文化思想上的貢獻，較之同時門第在俗中人，在政治文藝諸方面的成績，深刻偉大得多。我們若細籀禪門諸祖師的言論風采，講堂故事，我們可以說他們實在當得起豪傑二字。唐代知識分子，全帶有豪傑氣。
若我們真了解佛學在唐代的風聲力量，再回頭看韓愈，他自比孟子，昌言闢佛，也實在真夠得儒門一豪傑。那些都該在其精神氣魄上來衡量，來領略。戰國學者有豪傑氣，三國有豪傑氣，那些都是亂世豪傑，唐代則是盛世之豪傑。盛世豪傑難認，而隱藏在深山和尚寺里的豪傑更難認。慧能、馬祖之類，真都是不世豪傑。沒有他們，下半部中國史必然走樣。那些人都有決定歷史的力量，而自己卻躲藏在山門裡。
下半段的唐朝，在門第與禪寺之外，進士得勢了。唐初門第人物，一面反對封建，一面卻推行公開考試製度。誰都知道，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門第護符，但在門第得勢時卻廢棄了。有人說，唐太宗曾有「天下英雄盡入彀中」之語，那是後代想當然之言，既不了解中國傳統政治精神，又不了解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人文觀點。拈上一句兩句莫須有之話，來談上下古今，概括歷史，則真歷史只有束之高閣。
進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權的開放，門第勢力退讓，引起了許多新的知識分子加進政府。那些人並不出身門第，他們事先並不了解政治，也未經傳統人文深細陶冶。又不像兩漢書生，在農村中過半耕半讀的淳樸生活。他們又多未受國家官立學校正式教育。有些則在和尚寺寄食，準備應考。王播的飯後鐘，只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當時考試項目，又側重詩賦浮華，最要的是讀一部《文選》，所以說：「文選爛，秀才半。文選熟，秀才足。」考試製度許多手續，又折損了應考人的自尊心。他們事先要呈驗履歷，查勘身份。臨考自備脂燭水炭，朝鋪餐器，肩荷手攜，聽候點名，擠進蘆棚，草席鋪地，種種手續，免不了衙門吏胥之輕慢。他們還得奔走達官貴人之門，求取聲譽。一旦名列金榜，便覺富貴在望，又不免大開宴會，招妓侑酒，歡呼若狂。如此人才，待他掌握政權，他仍只記得「灞橋風雪在驢子背上尋覓詩句」的舊習采，那已算是好進士。所以進士輕薄，成為晚唐社會及政治上一大惡態。
他們有西漢人的自卑心理，而沒有西漢人的淳樸。有東漢人結黨聚朋的交遊聲勢，而不像東漢人那樣尊尚名節。有像南北朝以下門第子弟的富貴機會，卻又沒有門第子弟的一番禮教素養與政治常識。有像戰國游士平地登青雲的夢境，又沒有戰國游士藐大人賤王侯的氣魄。他們黃卷青燈，嘗過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沒有和尚們的宗教精神與哲學思想。這一風氣，直傳下來，實在是引起了中國知識界一大墮落。科舉制度，就政治制度論，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實是大堪詬病。在唐代，不斷有人反對此制度，不斷有人策劃改變。但大體論，此一制度總在求開放政權，選拔賢才。一時改不了，而唐代政府，則在這一輩輕薄進士的手裡斷送了。
五
北宋開始，門第已不存在，和尚寺也衰落了，搜羅不到人才。禪宗的新宗教，不啻叫人回頭，由真返俗。而進士輕薄，終於擔當不了天下大事。在這情形下，須待北宋知識分子再來打開新風氣，尋覓新生命。書院講學，由此醞釀。他們要把和尚寺里的宗教精神，正式轉移到現實社會。要把清凈寂滅究竟涅槃的最高出世觀念，正式轉變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中國傳統人文中心的舊理想。唐代禪宗諸祖師，只在佛教教理方面翻一身，先為宋人開路。至於正式離開和尚寺，回頭再走進政治社會現實人生的圈子，而仍須不放棄那一段對大群關切的宗教熱忱，又須在理論上徹底破壞他們的，建立我們的，拔趙幟，立漢赤幟，那是宋儒當前第一工作。那是一番夠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