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與西方，由於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而歷史進程亦不同。上自政治組織，下至社會體制，雙方莫不有其重大之相異點。主要者，如宗教一項。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基督教即為彼方上下所共同信仰，形成為西方社會一指導中心。直至最近一世紀，基督教信仰，雖漸趨微，但仍有其一份潛勢力存在。然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下，並未產生出像其他民族一般的宗教，此是一大可注意之事。
遠在三千年以前，西周王朝興起，刷新加強封建制度。在那時，中國已形成一統一局面，但只可稱為封建的統一，與秦漢以下之郡縣統一有所不同。其時有周公制禮作樂，用為西周王朝指導統治封建諸侯之最高規範。下到春秋時代，先則王室衰微，繼之則齊、晉霸業亦復不振，禮崩樂壞，西周封建制度，遂汲汲不可終日。但在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國賢君卿大夫，接跡而興，那時的貴族階級，尚受西周初年周公所定的禮樂熏陶，表現出一種極深的文化修養。換言之，乃是有一種教育力量在指導政治，只一讀《春秋左氏傳》，即可詳知。
在當時，社會上已逐漸有一種士階層興起。此一士階層，在上不成為貴族，在下有異於平民，乃由貴族中之疏親遠裔，以及平民間之俊秀子弟，學習了當時貴族階層所奉行的種種禮樂，而進身到當時的封建政體下服務。所以士之興起，在當時，乃是社會一種新行業與新流品。
孔子亦由士階層中崛起，惟孔子主張以道義士來替代職業士。為士者，不僅為謀求職業，更貴在職業上盡其行道守義之更高精神。孔子乃遠承周公以學術領導政治之理想，來扶植起新興的士階層。墨家繼孔子儒家而起，此後戰國時代百家爭鳴，新興的士階層，已替代了春秋以前之封建貴族，而成為此下中國社會一領導的新中心。
在戰國時代人所完成之《管子》書中，已明白提出了士、農、工、商之四流品。封建時代之平民，由封建貴族以井田制度授地為農。但到戰國時代，自由工商業興起，封建貴族掌握土地與經濟實權之舊社會，已徹底改變。而更重大的改變，則為新起了社會領導中心之士階層。他們向上可以領導政府，向下可以領導民眾。在《論語》書中，孔子已把為士者之應有理想應有抱負，以及其應有修養與應有品德，一一具體指示出來。因其出而在上，後世連稱之曰「士大夫」。因其處而在下，後世連稱之曰「士君子」。在士的身上，政治事業與教育事業綰合為一，他們都不以私人經濟為急務。孟子稱士為勞心者，農工商為勞力者。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此一分別，乃成為中國社會一傳統形態，直經二千年未變。
秦滅六國，天下復歸一統，但那時的政府體制，已遠非古代貴族政府可比。如為相者，前有呂不韋，乃趙國人。後有李斯，乃楚國人。為將者有蒙恬，其祖父驁，為齊國人。自驁至恬，已三世為秦將。當時東方列國游士，在秦政府中服務者，尚不計其數。而秦廷亦不再封建。此乃自孔子以下，由士來領導政治的一項理想，至是已確切完成。
故在中國歷史上，自秦以下之傳統政府，即不能稱之曰貴族政府，亦不能稱之曰軍人政府或商人政府，若必為特立一名稱，則應稱之曰「士人政府」。士人政府之正式確立，則在漢武帝以後。在漢武帝時，已確立了幾項制度。一是教育制度，一是考試製度，一是選舉制度。每一士人，皆須經過此三項制度之提拔與升遷，自社會下層而進達於政府之最高層。皇帝雖是政府中之最高領袖，但亦得遵循此幾項制度，而行使其職權。此下兩千年來，此三項制度雖遞有改變，但大體上，絕大多數政府人員，必經此三項制度之審核與通過，則並無有變。
西漢時代，經長期之統一，國內安定。而其時幅員之廣，已與後代中國相埒。自由工商業，自戰國以來，已積有基礎，乘時躍起，大可有走上資本主義社會之趨勢。但漢政府嚴密管制，創為鹽鐵政策，及其他種種措施，使凡屬有關民間日常普遍的必需消費品，不致操在專為私人營利的工商界手裡。此種用意，亦永為後代取法。因此使中國社會，雖在長期安定繁榮中，自由工商業對於國內國外皆不斷有進步，而永不致有資本主義之發生。
又其時，中國已制定了全國國民的義務兵役制。土地之廣大，人口之眾多，其戰鬥力超出其四鄰甚遠。但當時政府，制定國策，只重在保境安民，對外縱獲勝利，皆能適可而止，絕不走上開疆拓土，侵略兼并的帝國主義路線。
近人多說，中國是一封建社會，或說是農業社會。但工商業大都市之興起，遠在兩千年以前，綿亘迄於清末。如蘇州，乃春秋吳國之都城，歷代皆為名城。至北宋末，金兵渡長江，蘇州一城居民死者達五十萬人。廣州自秦迄清，為中國南方海外通商要埠，唐末黃巢之亂，廣州有大食商戶死者達十萬人。揚州自漢代迄清末，其地繁華，屢見文人稱道。自長安、洛陽以外，其他都市，成為工商中心的，見之史籍，屈指難數。其國外貿易，單就絲綢、瓷器、茶葉等幾種，無不獲大利如拾芥。中國非無盛大之工商業，只不從工商業中展演出資本主義。近人亦多知中國愛和平，但在中國歷史上，武功輝赫的時代亦屢見。漢代匈奴一支西遁，引起了歐洲方面之大紛擾。唐代突厥一支西遁，又在西方歷史上引起大波動。蒙古帝國震爍亞、歐兩洲，但其入侵中國，最後始獲逞志。其最先失敗，亦在中國。明代朝廷航海使節，屢次遠航，達於非洲之東岸。隨之華僑遍布東南亞，但絕未在海外營建殖民地。
推厥原因，實以中國兩千年來，有一傳統的士人政府。政府力量，不在貴族，不在軍人，不在商人，而在一輩有特殊教育與特殊理想的士人手裡。而此輩士人之教育，則操在社會下層之士群，不操在政府。即如漢武帝時代，興起國立大學，掌教者為五經博士，皆由民間來，自有其客觀標準。
不僅政府卿相高職，皆由士人出身，皆在士人群中選拔任用。即儲君皇太子，及其他皇室親貴子弟，皆與士人受同樣教育。有幾個朝代，如宋如明，即在皇帝本人，亦同時受教。內廷設經筵講官，選朝廷名儒為之。故中國儒家，雖不成一宗教，而其為中國人信崇，上自政府，下達民間，一致不異。在唐以前則稱周公孔子，在宋以後則稱孔子孟子。仁義道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一共同理想，共同規範，皆從教育中展出達成之。近言之，可說是自漢以下之兩千年；遠言之，可說由西周以來之三千年，中國人早知標舉一人生共同理想，無上無下，自政府至民間，皆須為此共同理想受教育。此事由周公開其端，至孔子而大成，又得孟子之闡揚。中國歷史上之政府與民眾，同樣由此教育所栽培而領導。士人政府之大體制，亦賴此維持而不變。
在中國歷史上，士人政府之貢獻，不僅如上述，使中國不走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兩路線。而在政治制度上，如上述教育制度、選舉制度、考試製度，為傳統的士人政府特所重視外，其他如賦稅制度，在每一朝代開始，必先規定一賦稅標準，全國一律遵守，而以輕搖薄賦為主。非經絕大事變，不得輕易更革。又如每朝刑律，多經名儒集體討論規定，為上下所共守。而職官之分配與敘用，皆有規定。凡屬皇室戚屬，亦得封王封侯，然僅止於衣租食稅，不預政府實際政事。武臣得軍功，亦僅酬以爵位與勛級，不復有官職。軍隊則先採全農皆兵制，如兩漢。後改全兵皆農制，如唐之府兵與明之衛府。軍隊解甲歸田，均為生產分子，可不費國家之給養。平常只有中央政府少數衛兵，及遇需要處之邊防戍卒。全國各地既無警察，亦幾乎無軍隊。工商業全屬自由，惟只許其為有限度的私家謀利，不許其經歷選舉考試而參政。士人之經選舉考試而參政者，皆從農村中來。又全國參酌人口額與賦稅額之多寡，而定各地錄取之標準，務使全國士人，皆獲參政機會，政府中全部官員，使全國各地均有沾及。其選舉考試以及銓敘升降，權在政府，各有專職。皇帝只在任用高位高職如宰相等，始獲參加意見。政府中又特設有監察與諫諍各職，監察偏及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諫諍則更要在專對皇帝以及宮廷之內部。又皆用中下級官員，鼓勵其直言無顧忌。政府遇大事，並常採集議制，聽取多方意見，民間亦得上書發言。政府並設置極多職位之學官，僅從事於學術事業，如校書編書等，如唐代編《唐六典》，宋代編《太平御覽》，元代編《元典章》，明代編《永樂大典》，清代編《四庫全書》，皆由政府網羅群士為之，其他編纂不勝舉。
總之，中國傳統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為一士人集團，學術與政治，並無嚴格劃分，而政治常受學術領導。學術命脈則寄托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則寄放於自由民間。即如漢武帝表章六經，罷斥百家，此一動議，便自民間來，在其太學中之五經博士，亦都自民間來。又如宋代，採納胡瑗在蘇州湖州的講學制度，來重訂國立太學制度，又延聘其主持太學之行政及教授事務。舉此兩例，可見中國歷史上士人政府傳統下的教育制度，在外貌上，像是一套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