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鄧小平自稱，求改馬列共產主義為中國社會主義，此言甚有思路。但社會一名詞，乃近代自西方傳譯而來，中國自古無之。《大學》八條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儻以較大言之，則可謂天下即指社會。但其地位極廣大猶在國之上。較小言之，則家亦即是社會，其地位乃在國之下。此所謂家，非僅指五口八口之家言。《史記》載諸侯列國事，皆稱世家。宋初有《百家姓》，鄭樵《通志》二十略首為《氏族略》，中國之家乃指氏族言。中國一氏族，約略可相當於西方一社會。
中國言社會，每重其風氣道義。不如西方言社會，僅言財富經濟。中國重人倫，夫婦為五倫之首。婦家稱外家，婿於外家稱半子。如古代姬、姜聯姻，則姬、姜兩氏族不啻如一家。如是推擴言之，則百家亦實如一家。又與異邦，亦以聯姻和親，如漢代之下嫁宮女於匈奴單于，即其例。故中國人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一以貫之，乃此義。主要在相和相親，其內心之德，即孔子之所謂「仁」。
仁心外見則為禮。孔子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與人相交之禮，乃一本之於仁。中國文化自古即主以仁道平天下，亦即所謂天下治。近代梁任公則稱之曰「禮治」。西方則尚法治。就文字學言，治之本義，乃指水流之平。禮有賓主，亦相互平等。西方人言法，則判法者與受法者決不相平等。此亦中西文化之相異。
《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禮即人群大生命之體，人類大生命即以群為體，財貨則僅為維持生命之一項工具，亦貴通不貴別。亦可謂中國自古代即已為一通財或共產之社會。
如言農業，二十而冠，即謂成人，受田百畝，為其生資。六十歸田。此為中國古代之井田制度。田屬公，不屬私，實可謂即中國之共產制度。百工亦世襲其職，受俸於公家以為生。如堯為陶唐氏，其家即以燒窯為業，世傳其業，成為一氏族。一切中國之氏族，大概多由此生。商業通有無，最後起，亦由公家發俸，世襲其業，非由私營。迄於春秋時尚然，《左傳》有詳證。
故中國春秋以前之封建時期，實不啻一共產社會，例證不勝舉。戰國以下，中國社會始大變，主要有士階層之興起。《管子》書中始分士、農、工、商為四民，《管子》書出戰國時。孟子曰：「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於人。」士不治生業，乃勞其心而食於人者，此即中國古代之無產階級，始自儒、墨，此下九流百家無不然。
今全一世界一百五六十國以上，惟中國社會獨有士，乃均不治生產事業而食於人以為生。此即中國社會共產一明證，戰國百家開其端。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默百家，於是獨儒家遂為政府法定不治生產事業而獲優待之自由民。《史記》乃有《儒林傳》。郡國察舉制度，亦惟限於儒林。下至東漢，儒林地位益增，先之有太學生黨錮獄之興起，次之乃有世家門第之形成。
若以戰國時期稱之為四民社會，東漢以下，亦可稱門第社會。其實門第乃是士族中世代相傳不治生產事業而轉成為上等富有之家庭，故門第社會實可謂乃一無產階級高踞在上之社會。西方社會以勞工為無產階級，勞工則低居人下。中國門第社會以讀書人為無產階級，而高出人上。此則中西傳統文化之一大相異處。
東漢後，讀書人為社會中之無產階級外，尚有自印度東來之佛教，僧侶出家，亦為無產。但此下禪宗，即以寺僧自治田。別有道家，亦無業為生。此則仍是中國之世傳。
政府在上，社會在下，社會之得與政府相抗衡者，惟賴此一批不治生產事業之士。漢武帝表章五經，罷黝百家，乃期將此一批不治生產事業之士，由政府供養，收歸政府管理。但此下王莽受禪，則士勢力終出政府勢力之上。東漢光武中興，亦一王莽時太學生。一時同學群為輔佐。東漢太學生乃聲勢大展，成黨錮之獄。魏晉以下，終成門第社會。唐人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見當年之門第生活，仍優長留人心。慨嘆之餘，有不勝其嚮往惋惜之情。則非堪僅加責備，亦自有其值得想望之處矣。隋唐以科舉取士，門第勢力遂告衰落。而「文選熟，秀才足。文選爛，秀才半。」《文選》一書，乃為士人向政府投進之惟一憑藉。
韓愈起，提倡古文，自謂「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古之道，即指孔、孟儒家之道言。「用則行，舍則藏。」藏道於身，即可不與政府相合作。至如熟讀一部《文選》，則專為應試出仕之用。其時門第勢力己全衰，非出仕，又何以為生。韓愈亦世家子，但早孤，寄養於其兄，兄亦早亡，其嫂有一子，及愈，一家三人。愈之身世孤苦，但既應舉出身，即倡為古文，又倡為師道，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可見當時韓愈所倡之道，不止為闢佛，又辟當時之僅以《文選》為學而應舉謀仕者。但韓愈之道當時終不暢行。及其卒，其所倡為之古文亦不流行。直至宋代有歐陽修起，乃始再修韓愈之古文。及其得位於朝廷，即以古文取士。韓、柳古文在歐陽以後，即取《文選》而代之，亦成為當時一利祿之途。則其文雖古，其道又非古。乃有周濂溪出，以尋孔顏樂處教二程，遂有理學之興起。
理學興起，不啻戰國時代儒學之復興，亦即中國社會士之一流品之復興。及南宋朱子，編集《論》、《孟》、《學》、《庸》為《四書》，其重要性乃更超於漢博士所掌之五經而上之。朱熹之以《四書》教，豈不尤勝於韓愈之以古文教？蒙古入主，元代科舉取士，即以朱子《四書》為標準，則《四書》豈不又成為唐代之《文選》？明代王學興起，雖亦重《四書》，但以不應試不出仕為主要為士之標準。雖陽明屢有告誡，但其門下如王龍溪、王心齋之徒，終以不出仕為講學之主要目標。顧、高東林學派，一反其風，主張為士者亦應出仕預聞政治。但明代終亦以東林黨禍亡國。
明遺民如顧亭林、黃梨洲等，皆終身不仕。亭林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之事，肉食者謀之。天下之事，則匹夫有責。」當時明遺民皆以天下為一己大任所在。此下則又有文字獄起。而當時學術界乃始有漢、宋之分。其實當時之漢學，其反宋，即反抗清廷之科舉仍以朱子《四書》取士。故其反宋學，實即為反政府。故吳、皖書院講學，其內心精神，皆為反政府。其風直至清代之末而猶然。
然則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所謂士，豈不乃一無產階級而為下層社會之代表，與上層政治雖不顯居反對地位，而始終有其獨立性，決不為政府一附屬品。
自宋以下，士階層中之尤要者，在其仍能推行古代社會通財之共產觀念。即如宋代范仲淹之義莊制度，即其一顯例。范仲淹乃一貧寒之士，其父早卒，其母改嫁，范氏就讀僧寺中。乃其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主要可謂即在其具有通財共產之思想。及其為朝廷之副宰相，遂倡立義莊制。顧亭林言：「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范仲淹之創為義莊制度，豈非即是仁義一表現？此制即推行於此下之氏族中。同氏族中之孤兒寡婦之養與教，皆由義莊公田負其任。
范仲淹創此制，初推行於范、朱兩姓。後乃通行全中國。每一氏族，各有義莊，曆元、明、清三代不衰而益盛。如余家無錫延祥鄉七房橋，錢氏一門七房，而共有義莊三所。余幼孤，讀書盪口鎮之果育學校，亦華氏一義莊所主辦。義莊非中國宋以後一明顯之社會共產制度而何？
義莊之外，又有會館，亦中國後代社會之一種共產制度。如清代戴震，以一窮舉人入京師，即先寄生於其同鄉會館中。各省士人考進士試赴京師，寒士亦可各住其省府之會館中。如湘鄉曾國藩可為一例。而中國人海外殖民，自明代三保太監下西洋，到處集居經商，亦均設有會館。一窮氓流亡國外，只投身會館中，住宿飲食皆得解決。又可為介紹職業。此非又一通財共產之制而何？
又如清代嘉、道年間，川楚教匪乃及洪楊之亂，皆由地方團練，鄉里自衛。曾國藩、國荃兄弟，乃以湘軍平洪楊。李鴻章又以淮軍平捻匪，皆地方團練，非政府軍隊。鄉里自衛，武力之共通亦如其財富產業之共通。中國歷史，遠自古代，即全農皆兵。保衛中央，戍守邊防，亦屬鄉里自衛之外之部分任務。而地方自衛，乃中國全農皆兵之主要責任。則全國不僅通財，亦復通力。國家夭下，乃如一體。故中國之軍人亦稱軍士，又稱武士，可見其與農、工、商三階層有不同。中國人之所謂大同太平，主要乃由文士武士之通力共財促成之。此皆涵有甚深之政治意味在內。中國古人言經濟，所謂經國濟世，亦不專指商業財富言。
晚清之末，震於外侮。全國地方，奮求自新，而江蘇之南通與無錫兩縣為之首。南通由張謇一人為之倡。張謇乃晚清科舉中一狀元，即中國傳統所謂士之秀者。惟無錫則由全縣平民共同努力，非有其領袖。其先，乃由無錫西北鄉四五商人游杭州西湖，晚餐於湖濱之樓外樓餐館。餐畢下樓，乞丐數十人，集門外場上討賞。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