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是不是一個封建社會？這一問題，應該根據歷史事實來解答。中國史上秦以前的所謂封建，乃屬一種政治制度，與秦以後的郡縣制度相針對。在西洋歷史中古時期有一段所謂Feudalism的時期，Feudalism則並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他們的一種社會形態。現在把中國史上「封建」二字來翻譯西洋史上之Feudalism，便犯了名詞糾纏之病。
西洋Feudalism之起源，事先並非出自任何人的計畫與命令，也沒有一種制度上之共同規律。只因北方蠻族入侵，羅馬政府崩潰，新的政府與法律不及產生，農民和小地主，在混亂中無所依賴，各自向較強有力者投靠，要求保護，於是在保護者與被保護者間，成立了各樣的契約。後來此種契約關係，逐漸擴大，連國家、國王、皇帝、城市乃至教會，都被捲入。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演進。
中國歷史上所謂封建，究竟始於何時，已難詳考。據傳說，遠從夏、商時已有。古史渺茫，此當由專門古代史家經過嚴格考據來論定。但我們不妨說，正式的封建制度則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兩次東征，消滅了殷王室的統治權，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親戚，分封各地，以便統制。先由天子分封諸侯，再由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擴張。這種演進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統一政府之崩潰而起，東方封建則是加強政府統一的一種強有力的新制度。
若加進經濟情形來講，周代封建實是一種武裝集團的向外墾殖。西周本是一個農耕部族，他們征服了殷朝，遂把他們的近親近族，一批批分送去東方，擇定交通及軍略要衝，圈地築城，長期屯駐。一面耕墾自給，一面建立起許多軍事基點。在其相互間，並完成了一個包絡黃河流域，乃至南達漢水、淮水，甚至長江北岸的龐大交通網。原有殷代遺下的幾許舊的城郭與農耕區，被包絡在這一個龐大交通網與許多軍事基點之內的，也只有接受周王朝新定的制度，而成為他們統屬下的侯國了。至於在此一兩百個城郭農耕區域之外，當時中國中原大陸還有不少游牧部落，他們並不專務農業，他們也沒有城郭宮室，還是到處流動遷徙，這些便是當時之所謂戎狄。
因此西周封建，同時實具兩作用。一是便於對付舊殷王朝之反動，一是防禦四圍游牧人侵擾。我們若把這一種形勢和進程來比擬西洋史，周代封建實是當時以軍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斷地動進的一種建國規模。遠之頗像羅馬帝國，近代則似英倫三島之海外殖民。由一個中心向外擴展，由上層的政治勢力來控制各地的社會形態。西方中古時期之所謂封建，則由各地散亂的社會，漸漸向心凝結，在下層的許多封建契約上，逐步建立起政治關係來。由日耳曼諸選侯來公選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來充當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這又是中西封建恰相顛倒的一個對比。
若就社會形態言，周代封建確與西洋中古史上之封建社會有一相似處，厥為同樣顯然有貴族與平民兩階級存在。然此一形態，並非封建社會之主要特徵。因希臘、羅馬時代，同樣有貴族平民兩階級，但那時則並非封建社會。即就中國周代與西洋中古之貴族階級作一比較，其間亦有許多不同。西洋中古時代之貴族地主，實際上多是在一塊農田，即他的領地上居住，築有一所堡壘，一個像中國後來所謂莊主或土豪的身份而止。他的地位，在當時也只等如一個寺廟中的方丈或一個市鎮上的鎮長。而中國在春秋時代所見的諸侯卿大夫，則都是像樣的政治領袖。如齊、晉、楚、秦許多大諸侯，實和十字軍以後英、法諸邦的專制王室一色無二。他們的疆土，即儼然是一個大王國，他們治下的許多卿大夫，如晉六卿魯三家之類，全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共同執政，已經是像樣的一個政府和王朝。當時的卿大夫各有自己的采邑，也各自派有官吏即家宰統治著。每一侯國的都城，有一所宗廟，同時也是一個工商業集中的都會。宗教工商業和軍事，都集合在一政府一王室當時稱為諸侯的統率管理之下。
明白言之，春秋時代的貴族，顯然是政治性的。而西洋中古時期，除卻公國伯國等外，還可有主教國Bishop states，或城市國，同樣都說是國，以分別於此後新興的所謂現代國家。而中國春秋時代之侯國，論規模與體制，實已與此後西洋的現代國家相差不遠。工商都市與宗教中心，都已控制在封建貴族的政治系統里。這又是一個應當注意的大差別。這一個差別，依然是上指西方封建是一個社會形態，而中國封建則是一個政治制度的差別。固然政治與社會相互間，並不能嚴格分離。但我們要研究某一時代的社會形態，決不該忽略了那時的政治制度。
一到戰國時代，那種政治的演進更顯著了。那時的國家都已有更遼廓的疆土，更謹嚴的政治組織，像齊國擁有七十多城市，全都直轄中央，由中央派官吏統治，不再是貴族們的采邑了。它的中央政府所在地臨淄，據說有七萬家住戶，每戶可得壯丁三人，一城便有二十一萬個壯丁。想來全城居民，至少應在三十五萬人以上。其他各國首都，像趙之邯鄲，魏之大梁，楚之郢，其繁盛情形，亦大致與臨淄相類似。這些都是政治中心，同時又兼商業中心的大城市。每一次戰爭，一個國家派出二三十萬戰士並不很稀罕。各國政府中的行政長官，以及統兵大帥，幾乎全是些平民出身的游士。偶然還有一二貴族封君，像孟嘗、平原、信陵、春申之類，他們也並不像春秋時代一般貴族們，有經政治、法律規定允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權益。趙奢為政府收田租，平原君的九個管家違抗法令，給趙奢殺了，平原君還因此賞識趙奢，大大重用他。我們單憑戰國政治局面，便可想見那時的社會形態，斷斷不能與西方中古時代所謂封建社會者相提並論。
現在再一檢討春秋戰國時代的平民生活。照中國古代的封建觀念，一切土地全屬於貴族，平民並無土地所有權。故說「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懂得了這一觀念，才可來講那時的井田制度。諸侯們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一部分可耕的土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按著年齡受田還田。每一農民，在封建制度下，絕不許有私有的土地，但稅收制度則甚為寬大。依照井田制的標準形式論，每一家受田百畝，這是所謂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畝。但所謂私田，只照收益言，並不指土地的私有。每一農民二十歲受田百畝，六十歲還歸公家。在此期間，他一面享有這百畝田的私收益，但須聯合其他七家，參加耕種公田百畝之義務。這一百畝公田，成為一個小型的集體農場，由環繞它的八家農民共同耕作。在貴族握有土地權者之收益言，只等於徵收田租九分一。後來這制度稍稍變通，把公田取消，每一農民在其私田百畝內，向地主，即貴族貢獻十分一的田租。大概這兩制度，有一時期曾同時存在著。離城較近的田地，授與戰士或其他較優待的農民，是沒有集體耕作的公田的，按畝什一抽稅。離城較遠的地區，則仍行八家共耕公田的舊制度，公家得九分一的收入。
但這一制度，在春秋末戰國初一段時期內，便逐步變動了。主要是稅收制度的變動。起先是八家共耕公田百畝，再各耕私田百畝，此所謂助法。其次是廢除公田，在各家私田百畝內徵收什分一的田租，此所謂貢法及徹法。貢法是照百畝收益折成中數，作為按年納租的定額。徹法是照每年豐歉實際收益而按什一繳納。再其次則貴族只按畝收租，認田不認人，不再認真執行受田還田的麻煩，此所謂履畝而稅。更其次則容許農民划去舊制井田的封岸疆界，讓他們在百畝之外自由增闢耕地，此所謂開阡陌封疆，而貴族則仍只按其實際所耕收，取什分一的田租。此在貴族似乎只有增添收入，並不吃虧。然而這裡卻有一個絕大的轉變，即是土地所有權由此轉移。
在春秋時代，照法理講，農民絕無私有的土地，耕地由貴族平均分配。照現在觀念來說，土地是國有的，農民是在政府制定的一種均產制度之下生活的。現在稅收制度改了，貴族容許農民量力增闢耕地，又不執行受田還田手續，貴族只按畝收租。循而久之，那土地所有權卻無形中轉落到農民手裡去。
這一轉變，並未經過農民意識的要求，或任何劇烈的革命，也非由貴族階級在法理上有一正式的轉讓令，只是一種稅收制度變了，逐漸社會上的觀念也變了，遂成為耕者有其地的形態，此即封建制度下井田之破壞。
井田制破壞了，現在是耕者有其地，土地所有權轉歸給農民了，然而相隨而來的，則是封建時代為民制產的一種均產制度也破壞了。從前是一種制約經濟，現變成自由經濟了。有些農民增闢耕地漸成富農,有些貧農連百畝耕地也保不住，經由種種契約而轉賣給富農。既是土地所有權在農民手裡，他們自可世代承繼而且自由買賣。與私有制相引而起的，則是貧富不均，此在中國史上謂之兼并。農民有著自由資產，中間便有著貧富的階層。富農出現了，漸變成變相的貴族。從前平民貴族兩階級的基礎也連帶搖動。所以井田制度破壞，必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