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要保持團結並不太難，因為有一個打敗共同敵人的共同目標，這一點誰都清楚。艱難的工作在戰後，那時，各種不同的利害關係往往會使同盟國分裂。
斯大林，於雅爾塔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中歐和東歐的革命，導致了革命對西歐的威脅。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激起類似的動亂。革命並沒有震撼歐洲大陸，儘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了更大的物質損失和政治混亂。一個原因是平民大眾極度疲乏。過去6年中，他們經常遭到來自空中的轟炸，經歷了大規模的戰亂，許多人還因逃難、作苦力或被監禁而不得不離開家園。平民中被打死的達1000萬，其中600萬為猶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則達1500多萬。這一傷亡數字大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數字的兩倍，所蒙受的物質損失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物質損失的13倍。
那些倖存下來的人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窮困和混亂。單在戰爭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萬歐洲人逃離或被趕出他們原來的家園，戰爭給束後，同盟國軍隊和國際救助機構將120O多萬「難民」遣送回國，不過，仍存在著一個由100多萬不願回家的人組成的堅強核心，他們多半為來自東歐的反共產主義者。諸民族的這種大規模的重組和伴隨而來的寒冷、飢餓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數歐洲人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不想革命。
獲勝的同盟國軍隊對整個歐洲的佔領同樣是決定性的。蘇聯紅軍與英國人和美國人一樣，鎮壓了反抗，消除了混亂。社會結構方面的革命確在東歐出現過，但它是一種由莫斯科指揮的、強加的革命。歐洲各共產黨都是蘇聯對外政策的馴服工具，而不是本國革命的鼓動者。因此，蘇聯、英國和美國在希特勒垮台後有效地控制了歐洲的發展。正是這三大強國應對逐漸破壞戰時大同盟、引起冷戰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負責。
一、戰時的團結
在戰爭年代中，西方列強和蘇聯不得不結成統一戰線，以反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威脅。就在希特勒入侵蘇聯的那一天，丘吉爾宣布；「蘇聯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也是美國的危險，正如蘇聯人為保家而戰的事業是全世界自由的人們和自由的民族的事業一樣。」
兩個月後，即1941年8月14日，丘吉爾和羅斯福發表了《大西洋憲章》，在這一憲章中，他們以理想主義的措詞宣布了他們的共同目標和共同原則。1942年5月，英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20年的互助條約，第二個月，美國和蘇聯又簽訂了《美-蘇租借協定》；這兩個協約是同盟國合作的具體表現。合作的另一表現是1943年6月蘇聯人決定解散他們為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而於1919年建立的共產國際、鑒於他們同西方列強的友好關係，蘇聯人這時斷定共產國際已沒有用處，不過應該指出，這一決定實際上並不意味著什麼，因為到1939年時共產國際的主要官員已轉入黨中央書記處，他們在那裡繼續發揮作用。同盟國戰時合作的另一結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這一國際機構緊跟在軍隊的後面，向已被解放的國家提供各種救濟，直到新的國民政府能負起責任時為止。它於1944年春開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時，它已分發了主要源自美國的2200萬噸物資，包括食物、衣服和藥品。它的主要活動範圍在希臘、南斯拉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義大利。如果沒有它所作的貢獻，戰後歐洲的貧困和苦難實際上會更嚴重。
戰爭臨近結束時，這種由共同的危險促成的合作開始動搖。合作者們為了各自心目中的戰後的國家利益寧願犧牲團結。因此，隨著和平的到來，大同盟因內部不和而分裂了，兩、三年內便為時常象要變成熱戰的冷戰所取代。
同盟國的政治家在戰爭年代中未能認真地為戰後的和解擬定計畫，這一點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戰爭初期，他們確制定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憲章由丘吉爾和羅斯福於1941年8月14日在美國巡洋艦「奧古斯塔號」的甲板上籤署。它規定，戰後的世界應沒有貧窮和恐懼，在這個世界中，未經有關民族同意不能改變領土現狀，每個民族自己決定政府的形式，所有國家的經濟機會均等，解除侵略國的武裝。不幸的是，人們沒有為明確地、切合實際地應用這些理想主義的原則去解決等待著和平結局的各種問題而作出什麼努力。1943年，在卡薩布蘭卡、魁北克和德黑蘭召開的會議都主要致力于軍事戰略，戰後問題只是偶然地、籠統地被提及。
到1944年秋時，政治上的爭端已不再能避免。蘇聯紅軍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進正迫使德國人撤離巴爾幹半島，共產黨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戰士正填補這一真空。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巴爾幹半島的前景驅使庄吉爾於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會晤。這兩位領導人很快就對在這一有爭議的半島上劃分的勢力範圍達成一致意見。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希臘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南斯拉夫則是英蘇共同勢力範圍內的緩衝地帶。這樣，丘吉爾為了應付戰略形勢不利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認蘇聯在巴爾幹北部的優勢，以便維護英國在希臘的傳統的首要地位。
就在丘吉爾與斯大林在莫斯科談判的同時，英國軍隊正開始在希臘登陸。他們緊隨撤退的德軍之後向北推進，但發現希臘抵抗部隊已在他們之前佔領了所有的城鎮。這些由紀律嚴明的共產黨人領導的抵抗部隊沒有進行抵抗，因為這些共產黨人忠順地遵循克里姆林宮會時的方針。如果這些共產黨人知道斯大林滿不在乎地處置他們的國家，他們是否還會如此與人方便呢？思索一下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總之，他們向英國的小股部隊表示歡迎，雖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他們能象有民族主義精神的鐵托當時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樣，輕易地阻擋英國軍隊前進。
儘管希臘抵抗部隊一味順從，但事實仍然是：在德國人撤離時，他們是這個國家中佔優勢的軍事力量。對丘吉爾來說，這是一種無法容忍的局面。11月7日，丘吉爾告訴他的外交大臣艾登說：「依照我的看法，在為換取在希臘的行動自由而向蘇聯付出我們的代價之後，我們應毫不猶豫地動用英國軍隊去支持由M·帕潘德里歐領導的皇家希臘政府。」明確地說，丘吉爾的問題是如何有把握地做到解除抵抗部隊的武裝，以使國家政權轉到合法的皇家政府手中。各種解除武裝的方案給提了出來，但沒有一個能使雙方滿意。這一爭端促成了一場最終發展成激烈、殘酷的雅典戰役的武裝衝突。英國和印度聯軍從義大利迅速地開進了雅典，經過一個月的戰鬥之後，抵抗部隊撤離了該地區。
2月12日，雙方簽訂了和平協定（《瓦爾基茨停戰協定》），協定規定，抵抗部隊交出他們的武裝，作為回報，英國應許希臘進行選舉和就國王回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這樣，丘吉爾保住了在莫斯科時分配給他的勢力範圍：在戰後數年中，希臘一直站在西方一邊。同樣重要的是，在丘吉爾驅散左翼抵抗部隊的戰士時，斯大林意味深長地保持沉默。英蘇有關巴爾幹問題的秘密協議在當時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二、雅爾塔會議
1945年2月，雅典的戰鬥剛剛停止，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便在雅爾塔聚會，舉行了他們在戰時的最後一次會議。隨著盟軍從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國，有關戰後解決辦法的種種問題這時不得不予以專門的、實際的考慮。他們在就遠東問題達成協議時幾乎沒遇到什麼困難。斯大林同意在歐洲戰爭結束後的60天內向日本宣戰。作為回報，蘇聯將重新獲得千島群島和1905年丟失給日本的領土和特許權，其中包括薩哈林島南部、旅順港海軍基地的租借權以及與中國共同經管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權利。
關於德國，這次會議推遲了對包括賠款和邊境問題在內的大多數問題作出決定的時間。不過，會議一致同意，德國應劃分成四個佔領區（其中一個屬法國），由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管轄。位於蘇聯佔領區內的柏林應由四國共同佔領和管理。引起戰後重大衝突的一個原團是未能就保證西方進入首都柏林這一問題達成明確的協議。
在雅爾塔進行的大多數談判都與東歐新解放的國家有關。斯大林在這一地區處於強有力的地位，因為他的軍隊已解放並實際佔領了這一地區。此外，西方盟國和蘇聯早些時候已同意，在戰爭結束之前，每個大國應對其軍隊在作戰過程中所經過的那些地區的政治發展實行監督。正如美國一位代表詹姆斯·F，貝爾納斯後來所說的那樣：「問題不是我們將讓蘇聯人做什麼，而是我們能說服蘇聯人去做什麼。」
假定是這種情況，那麼，從西方的觀點看，就東歐問題達成的種種協議在紙面上是十分令人滿意的。關於邊界，蘇聯將得到經過修訂的寇松線以東的波蘭領土；寇松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故後劃定的，但隨後被忽視了。作為補償，波蘭將得到東德的領土；對於這一點，雅爾塔會議原則上一致同意，但推遲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