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內戰不僅僅具有通常的意義，因為它實質上是把兩種戰爭合在一起——一種是由西班牙社會的腐敗和緊張局勢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會衝突，一種是由思想體系的衝突和大國利益的衝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綵排。
20 世紀的西班牙截然不同於16世紀的西班牙，16世紀時，這個國家是歐洲最強大、最令人畏懼的國家。在16至20世紀之間的幾個世紀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徵是 1898年的西-美戰爭；美國輕易地奪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數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丟盡了臉，這次戰爭不僅暴露了西班牙軍事上的弱點，而且暴露了統治這個國家的、已處於牢固地位的寡頭政治集團的腐敗和無能。構成這一寡頭政治集團的主要成分有三種：大地主、軍隊和教會。
大地主由舊貴族和購買了許多地產的富裕的中上層階級組成。大約35，000名這樣的地主佔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佔地情況各省之間大不相同，土地佔有最為不均的地區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區幾乎沒有大地產，不過那裡的農民由於他們的土地面積很小，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整個國家的農業生產率很低，佔總人口 70%的農民與歐洲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貧窮。地主都為在外地主，住在馬德里或外國首都揮霍他們的收入，沒有為生產作出任何貢獻。
西班牙軍隊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兩個：一是軍官人數與士兵人數相比多得驚人，二是軍方常常干預國家的政治。實際上，軍官們認為他們有權利監督政治事務，並照著這種看法他明確地說，這意味著保護現狀，反對所有的挑戰者，不論他們是贊成共和政體的中間派還是左派各政黨。
定為國教的羅馬天主教教會是一個極為富有、極有影響的機構，雖然它在19 世紀初葉和中葉已失去其地產，但作為補償，它獲得了工業股票，並從政府那裡得到了大量津貼，這些津貼在20世紀20年代中占國家年度預算的2拖。西班牙教會與國家的關係頗類似於俄國東正教會與沙皇專制政權之間的關係。主教由國王提名，他們中有些人還是參議院議員；但最重要的是，教會控制了國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歐其他國家，沒有完整的國家教育體系，因此，現存的學校大多數都在教會的管轄之下。此外，教會通過某些重要的報紙、勞工團體和各種世俗組織施加了很大的影響。正如在天主教組織起類似作用的其他國家裡發生的情況一樣，這股巨大的勢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教權運動。普遍地攻擊教士和修女、內戰期間大規模地破壞教會財產——這類現象在西班牙歷史上決不是絕無僅有的。
1902 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時所要統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從1902年到1923年德里維拉獨裁政府建立這段時間裡，西班牙除多次發生罷工、兵變和暗殺外，還換了 33次內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班牙保持中立，從而帶來了相對的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僅持續到大戰結束；隨著和平的到來，長期的不安和動亂又重新出現。這些不安和動亂在20世紀20年代因西班牙軍隊在摩洛哥慘敗於里夫人之手而變得更為嚴重。由此產生的不滿情緒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的軍事政變鋪平了道路。
這位新「獨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學他的樣消滅殘餘的立憲政體、審查新聞報道和限制各大學。他還以這位「領袖」為榜樣，建築公路和舉辦國際展覽。但是，這些僅僅是表面的東西，因為潛在的、傳統的西班牙社會已因它的不公平現象和落伍過時而運轉不靈。最後，普里莫·德里維拉失去了軍隊和國王的支持，不得不幹1930年1月辭職。
隨著這位獨裁者的辭職，公眾的不滿情緒轉而對準了國王本人。大蕭條使形勢變得更加不穩定，直到最後阿方索決定恢複憲法，於1931年4月舉行國內選舉。投票結果對現政權極為不利，共和黨人獲得了50個省會中46個省會的選票。公眾輿論已很明顯，阿方索象1789年以來他的四位前任一樣，悄悄地離開了這個國家。
1931 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國，隨後舉行了立憲會議即議會的選舉。當這一立憲會議於7月召開時，其成員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間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貴族、軍隊和教會的利益。它要求維護現狀；如果改革證明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至少應朝著獨裁主義的方向進行。中間派主要反映中下層階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的觀點。他們多半是共和黨人，擁護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原則，其中包括反教權主義、個人自由和適度的社會改革。左派則由形形色色的社會黨人、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人、托洛茨基派的共產黨人和工團主義者組成，工團主義者人數特別多，通常不願意同其他黨派一起工作。儘管這些左翼政黨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意見分歧，但它們都一致認為需要進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憲會議中占絕大多數的中間派和左派聯合採納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義的憲法。憲法宣布西班牙為「各種勞動者的民主共和國」，不論男女都有普選權，內閣對一院制的議會負責。此外，這一憲法還宣布，宗教信仰絕對自由，政教分離，教育世俗化和教會財產收歸國有。
在這一新憲法下產生的第一任總理、能力出眾的共和黨人曼努埃爾·阿薩尼亞還得到了溫和的社會黨人的支持，他們迅速通過了種種法律來履行憲法的各項規定：廢除政府給教會的津貼，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級，將農業工人每日的工資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在給大地產所有人部分賠償的情況下將少數大地產分配給農民，讓數以百計的軍官退役，准許加泰羅尼亞省自治。這些典型的中間路線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對。事實上，政府不得不動用武力來鎮壓何塞·聖胡爾霍將軍在塞維利亞發動的軍事暴動和工團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羅那和其他城市發動的起義。
隨著1933 年年底立憲會議的解散，第一次正規議會的選舉選出了一個保守的多數派。隨即進入了教土派議員復辟的「黑暗的」兩年。加泰羅尼亞的自治被取消，有關教會和土地分配的許多法規不是被廢除，就是沒有得到實施。此外，武裝抵抗突然爆發。尤其是在阿斯圖里亞斯的礦工中間，最後只是因為動用了摩洛哥軍隊才將他們鎮壓下去。
為了替1936 年2月的大選作準備，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黨這時聯合起來，組成了與剛剛在法國出現的人民陣線相類似的人民陣線。這一聯盟贏得了勉強的勝利，阿薩尼亞組織了左派政黨所支持但未參加的共和黨新內閣、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得到恢複，反教權措施與溫和的社會改革一起也得到恢複。回想起來，共和黨人強調反教權主義而不強調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個大錯，因為土地改革是大多數西班牙人所接受的。這種政策使熱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間階層的許多人開始持敵對態度。同時，大蕭條連同它所帶來的普遍的失業一起增強了極端分子的實力，削弱了溫和派政黨的力量。為了控制因絕望而不顧一切的工人，社會黨人只得不斷地向極左派靠攏；中間階層的許多人作出相應的反應。使自己與極右派結成同盟——因此；不斷高漲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兩極分化達到了使議會制政體變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這個時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國和義大利的縱容下，在弗朗內斯科·佛朗哥將軍的領導下，舉起了反革命的旗幟。1936 年7月17日，摩洛哥軍隊發動叛亂。第二天，本土上的許多將軍拿起了武器。叛軍即自封的民族主義者迅速佔領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區，這些地區在整個長期的鬥爭中一直是他們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佔領主要城市和要塞，從而控制全國。然而，鬥爭卻拖延了近3年，其殘酷程度使人聯想起16世紀的宗教戰爭。
在叛亂的頭幾個星期中，忠於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約一半國土，之後，他們重整旗鼓，設法控制了中部地區的馬德里、北部地區的巴斯克諸省和高度發達、擁有巴塞羅那和巴倫西亞這樣的大城市的東部沿海地區。忠於共和政府者這時處於強有力的地位，因為在他們的背後有工業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和擁有非常巨大的黃金儲備的首都。然而，儘管有這些有利條件，忠於共和政府者最終還是被打敗了，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未能從國外獲得與民族主義者所得到的同樣多的武器。
事態發生這樣的轉變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為忠於共和政府者建立了這個國家的合法政府，他們不但有錢進口武器，而且有權利根據國際法去這樣做。不過，英、法政府不允許向共和派政權出售武器。它們受到各自國家中有關內戰的極不一致的輿論的約束，它們擔心，武器無限制地流入相爭鬥的各黨派手中會引起全歐洲的戰爭。因此，英國和法國率先提出不干涉協定，這一協定既為幾個較小的國家所接受，也為德國、義大利和蘇聯所接受。
這一協定規定，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