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和平。這是20年的休戰。
福煦元帥，1919年
2O 世紀2O年代後期是繁榮、穩定與和解的幾年；2O世紀30年代則是蕭條、危機和戰爭的10年。2O年代的和解在歐洲是以法國聯盟體系為基礎，在遠東則是以華盛頓會議的協定為基礎，兩者的目標都是為了維護這兩個地區的現狀。這一目標在2O世紀20年代中得到實現，但在隨後的10年中，一切又突然地、決定性地顛倒過來。德國和日本的新領導人決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土和約，並有辦法、有決心這樣做。他們大規模重整軍備的計畫和驚人的侵略行徑急劇地改變了勢力均衡。較弱的義大利不再是徒勞無益地企圖向現狀挑戰的唯一的修正主義國家；第三帝國和日本帝國也給修正主義運動增添了力量，導致了一個全新的力量布局，由於英國、法國及其歐洲大陸盟國堅持維護現狀，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努力要求改變現狀，因五年計畫而變得強大的蘇聯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日此，一種三足鼎立的局面發展起來了，這三方力量的相互影響解釋了20世30年代一再發生的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的原因。
一、日本入侵滿洲
第一個重大的侵略行動是日本作出的，因為它要實現其獲取大陸領土這一蘊藏已久的野心。為了利用看去是不可錯過的良機，日本人早些時候已迅速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不太費力地接管了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和在山東半島上的特權。不過，他們的全部野心表現在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中。這些條款若得到實現，就會把中國改變成日本的保護國。日本遠征軍在英國和美國軍隊於1920年撤離西伯利亞後繼續留在該地是其大陸野心的又一表現。
日本人的這些願望多半未得到滿足。「二十一條」被成功地抵制了，這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美國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的警告，他說，美國不會承認任何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或違反「門戶開放」原則的條約。在巴黎和會上，日本確保住了從前的德屬島嶼，但只是作為三級託管地而不是作為地道的領地。威爾遜總統拚命反對日本對無可爭辯的中國領土山東的要求。作為妥協，日本被准許「暫時」佔有這座半島，但日本退一步承認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這片領土歸還中國，「只保留 『以往一向』授與德國的經濟特權」。
在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會議上，日本正式放棄了它也許仍懷有的領土野心。與會九國簽訂了《九國公約》（1922 年2月6日），保證中國領土完整，重申「門戶開放」原則。在這個會議上，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還簽訂了《四國條約》（1921年12月13日）；通過這一條約，他們同意互相尊重各方在太平洋「島嶼領地」上的權利，通過協商解決今後的一切爭端。此外，經過美國的積極調解，日本同意將山東歸還給中國並從西伯利亞撤軍；這兩個諾言於 1922年被履行。
在結束了——至少是暫時結束了——對外冒險之後，日本這時把注意力轉向國內問題：1923年大地震的善後問題和引起騷動的投票問題。大地震摧毀了東京四分之三的地區，造成了16萬人的重大傷亡和價值20億美元的財產損失；投票問題引起了騷亂和政治動亂，直到1925年接受男性普選制，將選民從300萬人增加到1400萬人為止。
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尤其是貧困農民的經濟問題。日本同美國一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提供軍需品和商船運輸大大繁榮起來。1914年至1920年間，對外貿易的價值增加了近4倍，即從12億美元增加到43億美元。不過，這一繁榮的分布情況很糟，因為經濟權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謂的財閥（Zaibatsu；Zai意為富豪，batSS意為集團）手中。「財閥」是四個以家族為中心組成的大企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稱；這四家大企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資本總額的四分之三，擁有日本私人銀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託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壽保險單的五分之一。佔總人口一半的農民因很高的地租和沉重的債務而窮困不堪。他們中只有7％的家庭擁有5英畝或5英畝以上的土地；平均每戶佔有的土地不到3英畝。城市工人則遭受著食品價格高、工資低、工會沒有自由的痛苦。由於投機商將物價抬得很高，1918年爆發了米糧暴動，使政府必須動用軍隊來恢複秩序。
工人和農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著國內市場受到嚴格限制。因此，日本工業主要依靠外國市場銷售產品；這種依賴在大蕭條到來時帶來了災難。1929年至1931年間，對外貿易減少了近50%。農民以往靠養蠶來增補微薄的收入，這時因向蕭條中的美國出口的絲織品的數量急劇下降而受到嚴重傷害。城市工人也相應地遭受著失業的痛苦。
軍隊領導人和其他擁護擴張領上的人這時能頗有說服力地爭辯說，依賴外國市場是日本處於困境的根源。日本應徵服一個使日本能自給自足、在經濟上不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的帝國。軍方代言人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鼓吹這一學說，但大蕭條的破壞這時為他們提供了易起反應的聽眾，正如希特勒在德國所遇到的情況一樣。1927 年，日本首相田中將軍在給天皇的建議書中寫道：英國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原料，美國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資源。「但是在日本，糧食供應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減少。如果我們只希望發展貿易，最終必將被打敗。……最後，我們將一無所獲。……景好的政策在於採取積極措施，去獲取日本在滿洲和蒙古的權利和特權。……」
日本的擴張主義者不僅為經濟上的原因所驅使，還對蘇聯力量的日益增長和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日趨成功感到不安。此外，他們充分意識到當時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業情況和其他問題。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1931年夏即日本軍隊侵略滿洲前僅6個月時本庄將軍提交給軍事大臣的備忘錄中：
為了加強我國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蘇聯還未完成五年計畫和中國尚未成為統一國家的形勢，同時還要利用世界經濟的困難處境。所有這些因素都必須加以利用，以達到更進一步佔領滿洲和蒙古的目的，實現早先遠征西伯利亞時的積極目標。中國的統一、蘇聯的存在和美國的入侵遠東，所有這些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田中和本庄都把滿洲列為他們擴張主義計畫的第一個目標，這並不是偶然的。中國東北角上的這個省份具有兩個有利條件：與南京中央政府的聯繫鬆散，並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鐵、煤和遼闊、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過過去商定的條約獲得了在滿洲的某些特權；這些特權可以用來為其侵略行徑找借口。當日本軍方於1931年秋斷定入侵時機已戍熟時，他們正是這樣做的。
1931年9月18日晚，一顆炸彈將日本人控制的、通往瀋陽北部地區的南滿鐵路炸壞了一小段。由於幾分鐘後一列南去的火車毫無困難地通過了那段鐵路，日本人又在以後5天里拒絕讓新聞記者前往「事故」——日本人當時審慎地稱這一爆炸事件為事故——現場採訪，因此，當時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整個事件是捏造的。現在，人們才弄清，這件事的確發生過，因為幣原喜重郎男爵在1946年6月東京國際戰犯法庭上證明了這一點。這位男爵曾於1931年任外務大臣，他承認，當時一些軍官籌划了這一事件，他雖設法阻止但未成功。他的證言可通過駐紮在關東半島上的日本軍隊即當時所稱的「關東軍」立即行動起來時所具備的速度和精確性得到證實。關東軍未經宣戰就在24小時內攻佔了瀋陽和長春，然後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開。1932年1月下旬對哈爾濱的佔領意味著滿洲各種有組織的抵抗的結束。1932年3月，勝利者將他們的佔領地重新命名為「滿洲國」。因需要一個傀儡皇帝，他們便將1911年垮台的滿清王朝的倖存者、退位的皇帝博儀拉了出來，正式任命他為攝政王。
其時，中國政府根據《國聯盟約》第11 條和《巴黎公約》（《凱洛格-白里安條約》）向國際聯盟和美國求助。給果只是一再商討而沒有實際的援助。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表示「由衷的同情」，但拒絕引用《巴黎公約》。國聯理事會於9月19日、10月13日和11月16日三次開會討論滿洲的局勢；這些會議的特點是表示好意、致以問候，然而又拖拖拉拉、一片混亂。日內瓦和華盛頓的許多人始終堅信，日本內閣能約束軍隊，結束危機。11月21日，日本代表團接受了中國人原先提出的成立公正的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但委員會成員直到1932年1月14日才被選定，而且他們實際上直到 4月21日才抵達瀋陽；這時，滿洲已變成了滿洲國。
1932 年1月7日，美國政府宣布了所謂的「史汀生主義」，它規定，凡有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違背「門戶開放」政策的條約，凡使用違反《巴黎公約》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