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這一年因一顯著特徵而不同於「戰後」前幾年，也不同於「戰前」前幾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並坦率地議論著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諾德·J·湯因比
20 世紀20年代快結束時，歐洲似乎正安定下來處於一個和平、安全和相對繁榮的時期。然而，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卻被突然到來的大蕭條徹底破壞了，由此產生的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亡更替。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地、災難性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內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則因自己國內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分界線。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爭端。相反，1929年以後的幾年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蘇聯的幾個五年計畫而增大。在西方的經濟確實是一團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雖然五年計畫伴有嚴厲的壓制和民眾的窮困，但實質上是成功的。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於困境。
因此，五年計畫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們一者襯託了另一者，兩者都產生了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畫
戰時共產主義
布爾什維克一發現自己處於俄國的主人地位，就面臨著創建太平盛世的挑戰；關於這種太平盛世，他們過去已宣傳很久了。他們很快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過去的歷史中沒有模式可遵循，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它們幾乎只是論述如何奪取政權，而沒有論及奪取政權以後該怎麼辦。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的傳統定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不起指導作用。列寧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後便知道，不存在將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根據實驗作出判斷。」
起初，幾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鬥爭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盛行於1917 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就是從這類措施發展而來的。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徵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另一特徵是強行徵收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餘農產品。原先的計畫是向農民提供工業製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產。
內戰的結束意味著不再需要「戰時共產主義」這種權宜制度。於是它立即被屏棄了。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無償的徵收。正如一位農民所說的那樣：「土地屬於我們，麵包卻屬於你們；水屬於我們，魚卻屬於你們；森林屬於我們，木材卻屬於你們。」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陷於癱瘓狀態，這主要是由於1914 年至1921年間的接連不斷的戰爭。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產量從1916年的7 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 3000萬噸。最大的災難是 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性乾旱，它促成了俄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無數的人死於飢餓，還有無數的人只是由於美國救濟署提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雖然以往一向是布爾什維克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時卻也起來造反，提出了「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號。
新經濟政策
注重實際的列寧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於1921 年採取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局部地恢複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業和貿易方面。農民們在向國家繳納約佔其產量的12%的實物稅之後，被准許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農產品。私人可以經營小商店和小工廠。農民和新商人即當時所稱的「耐潑曼」，都能僱傭勞力，並能保留他們在經營中獲得的利潤。不過，列寧設法使國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權，控制了他所稱的「制高點」（銀行業、對外貿易、重工業和運輸業）。對列寧來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結束，而是暫時的退卻，「後退一步為的是前進兩步」。
隨後幾年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前進兩步」應該怎麼走。新經濟政策的確給了人民一段喘息時間，並使經濟從1921 年的普遍蕭條中恢複過來。到1926年時，工農業產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這對蘇聯領導人來說還不夠。從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戰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標準還未達到。而且，這些標準對19世紀的沙皇俄國來說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說20世紀的蘇聯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農民即富農（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為「拳頭」）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斷增長。由於農產品價格已降到1913年時的一半多一點，而工業製成品的價格卻幾乎增加了一倍,富農公開敵視蘇維埃政權。他們生產了大部分剩餘糧食，所以，採取的報復手段是：或者減少自己的產量,或者不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以迫使價格上漲。因此，蘇維埃發現為城市居民提供糧食越來越困難了;敵對的富農能夠隨意使城市居民挨餓。這就是在預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即將到來的偉大革命之後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勢。
國家計畫委員會
1924 年，列寧去世，於是，關於用什麼來取代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問題便同由誰來繼承列寧這一政治問題連繫在一起。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而且，還認為在價格問題上應向富農作出讓步，以便鼓勵他們增加產量。一些剩餘產品可以賣到國外，所得的收入用於發展工業。這一計畫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對，理由是它不會帶來工業化所必需的大量資本。因此，這一派希望通過全面規劃來加速工業的發展，依靠所增加的工業產品去鼓勵農民提高他們的生產率。當約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頭當黨的領袖時，他採納了第二派的有計畫的工業化的建議，不過，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樣重要的貢獻：農業集體化；這一計畫的目的是在不作經濟讓步的情況下強迫農民生產剩餘糧食，從而獲得工業化所必需的資本。1928年，斯大林開始實行旨在使這一計畫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計畫中的第一個。由於國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蘇聯利用了各種資源、採用了各種說服和強制的手段來加速這些五年計畫的實現。
這些計畫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們為國家的整個經濟的改造和運轉提供了藍圖和辦法。「國家計畫委員會」（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當於西方內閣的蘇聯內閣——人民委員會任命。直到今天，國家計畫委員會的職責仍是根據政府提出的總方針和全國各地送來的統計資料制訂計畫。
政府（實際上是共產黨的領導者）作出種種基本的決定，如某項特定的計畫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武器還是建立重工業，是應全力以赴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還是減少糧食作物以增加工業作物。國家計畫委員會以這些方針為指導，動手處理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總部的大量統計資料。蘇聯所有的組織——不論是農業、工業、軍事還是文化組織 ——部必須依法向國家計畫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源和經營的具體資料。大量資料先由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和技術專家進行處理，由他們進而制訂出臨時的五年計畫。在經過評議和聽取有關組織的不同建議之後，再起草制定最後的計畫。這些五年計畫中的第一個雖然與現在由計算機制定的計畫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達1600頁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統計資料涉及到重工業、輕工業、金融、合作社、農業、運輸、通訊、勞力、工資、學校、文學、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險等各方面。
農業集體化
斯大林曾說過，富農對集體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危險的挑戰。然而，他除了將其計畫強加給富農之外別無選擇，因為集體化是他所制訂的新經濟的基礎。富農們自然反對集體農莊，因為他們必須以與幾乎一無所有的貧農相同的條件加入農莊。有時候，富農們燒毀集體農莊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謠言嚇走其他農民。蘇聯政府毫不容情地鎮壓了這種反抗，通過發動貧農反對富農，激起了鄉村中的階級鬥爭。警察將成千上萬戶富農趕出了村莊，把他們關進了監獄和西伯利亞勞動營。最後，政府能獨行其是，到1938年時，幾乎所有農民的土地都被合併到 242400個集體農莊和 4000個國營農場中去了。
集體農莊的大部分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