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置疑，在過去大約一個世紀中，近東的所有社會變化都是直接或間接地起因於我們西方社會的影響以及西方的技術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對中東的影響完全不同於它對俄國的影響，中東諸民族的反應也同樣地不同。誠然，受到影響並作出反應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還存在著一個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奧斯曼帝國在19世紀期間包括了中東的大部分地區，仍然是諸民族、諸宗教以及種種相衝突的忠誠的一個聚集體。我們在第三章中已提到，這帝國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種族集團的基礎上作為一個神權國家被組建起來的。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臘正教居民群、羅馬天主教居民群和猶太居民群——能在他們各自的教會領袖的領導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紀以來，各種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庫爾德人）和各種基督教民族（例如；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羅馬尼亞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給自足的居民群並肩生活在一起。每個居民群只要承認蘇丹的權力、向帝國國庫納稅，就能夠擁有自己的教會、語言、學校和地方政府。
這一鬆弛的帝國組織的意義在於西方的思想和壓力遇到了種種文化和環境。因而，西方對奧斯曼各地確沒有相同的影響。所以，在分析這種影響的性質時，必需考慮各種地區環境和各種地區反應的明顯變化。由於這個原因，我們現在將不是整個地考察奧斯曼帝國，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個主要地區——擁有佔優勢的基督教居民的巴爾幹半島、擁有居統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亞細亞和擁有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亞細亞以南各行省。最後，我們還將考察波斯王國的某些重要的發展。波斯王國構成近東的一個重要成分，儘管不是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一、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
巴爾幹諸民族在土耳其統治下生活了四個多世紀。人們常常以為，這些世紀是暴政未得緩和的世紀，被壓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機會。這一解釋未能說明實際的事態發展的原因。巴爾幹的各種民族在人數上大大地超過生活在他們中間的少數土耳其人。他們生活在密集的群體之中，並保持著自己的語言和宗教。如果他們渴望反抗，他們給土耳其人所帶來的麻煩原可能超過他們實際上帶來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紀里，土耳其人在統治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臣民時並不比統治亞洲的穆斯林臣民時更麻煩。
解釋在於，土耳其征服者與從前統治過巴爾幹各國的拜占庭皇帝、法蘭克貴族、威尼斯貴族及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嚴格而公正，稅收很輕，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歐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然而，18、 19世紀期間，這種形勢急劇地改變了。這一時期中，由於土耳其的勢力和實力已衰落，出現了普遍的腐敗和敲詐勒索；這種情況又驅使此時身受壓迫、心懷怨恨的巴爾幹基督教徒拿起武器進行自衛。當時，由於各種原因，巴爾幹諸民族正受到來自西方的種種影響，並為這些影響所喚起。
巴爾幹諸民族較奧斯曼帝國的其他任何種族集團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他們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於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響。由於巴爾幹各國在領土上與歐洲的其餘地方鄰近，人、商品和思想較易於從多瑙河、亞得里亞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邊集中到巴爾幹半島上。因此，隨著18、 19世紀期間商業、工業和中產階級的發展，西歐對進口糧食的不斷增長的需要促進了巴爾幹半島的農業，尤其是促進了新的殖民地產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這些商品的出口又轉過來有助於巴爾幹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長。貿易的擴大也促進了手工業產品的需要量和產量。重要的製造中心出現干半島各地，時常是出現在孤立的山區；在那裡，工匠們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況下從事其行業。因此，商業和工業的興起還有另一激響：它們促進了沿達爾馬提亞海岸、阿爾巴尼亞海岸、伊庇魯斯海岸和在愛琴群島中間行駛的商船隊的發展。新興的巴爾幹商船隊運走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類的產品，通常運回殖民地產品和製成品——香料、糖、毛織品、玻璃、手錶、槍炮和黑色火藥。
這一經濟復興的意義在於，它產生了一個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員組成的、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別敏感、特別有好感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本來就對奧斯曼的統治不滿，因為奧斯曼的統治這時已變得無能、腐敗起來。商人和海員旅行到外國，並時常僑居那裡，他們不僅把自己在國外所親眼目睹的安全和開明的狀態同國內的悲慘狀況作對比。不用說，他們會得出結論：他們自己的前途和他們的同胞的前途取決於盡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夢魔般的壓迫。希臘商人約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嘆的話可代表這種看法。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發財；當居住那座城市時，他對處理商務時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這一切在土耳其人統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講秩序，也不講公正。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窮困，而不認識到其臣民的財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財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們除了只是破壞外，不創造任何事物。願上帝將他們毀了，使希臘可以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可以佔上風，使政府可以象在歐洲一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而無須擔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對巴爾幹的民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們從事政治活動，而且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祖國和外部世界之間起了中間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爾維亞商人、俄國南部的保加利亞商人以及廣泛地散布在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臘商人，都促進了其同胞的智力發展。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以本國語出版書籍和報紙，在自己的家鄉和村莊創辦學校和圖書館，並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國大學受教育提供資金。所有這一切不僅意味著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著一種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當時西歐的啟蒙運動的影響。當時的一個新教傳教士抱怨說：「希臘的受過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臘人後裔中有才華的傑出人物，習慣於呷吸伏爾泰和盧梭的毒汁，因為後者的著作已被翻譯成現代希臘語。我遇到過一些希臘人，他們熱心地為自然神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學說辯護。要對付他們的詭辯，需要才能。」
西方對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一世時代變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動性。有政治覺悟的人對巴黎的起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對拿破崙推翻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景象印象極深。一個當時的希臘革命者證明：「總的來說，法國革環喚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東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禱說，法國應該進行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他們相信他們將得到自由。……然而，當拿破崙沒有作出行動時，他們開始採取使自己獲得解放的措施。」
巴爾幹各民族的民族覺醒的速度迥然相異。最先覺醒的是希臘人，因為他們具有某些有利條件：他們與西方的交往頻繁，他們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榮傳統促進了民族自尊心，他們的希臘正教體現和保護了民族覺悟。繼希臘人之後的是塞爾維亞人，他們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爾維亞新拓展地的促進性影響外，還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的這些有利條件暗示了巴爾幹其他民族的民族復興速度較緩慢的原因。保加利亞人與西方沒有直接的聯繫，並定居在靠近奧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馬其頓東部的堅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羅馬尼亞人遭受著巴爾幹半島上獨特的尖銳的社會分化之苦，這種社會分化產生了有教養的上層階級和無生氣的農民群眾。阿爾巴尼亞人因為其原始的部落組織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個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況最壞。
這些因素說明了為什麼從19 世紀初葉到2O世紀初葉，在巴爾幹半島上不是出現一個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共同革命，而是發生一系列單獨的起義。希臘人在經過1821至1829年的持久的獨立戰爭之後，從土耳其人那裡贏得完全的獨立。塞爾維亞人更早在1804年時就舉行起義，但只是到1815年時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獲得一個自治地位。塞爾維亞公國直到1878年才獲得完全的獨立，成為塞爾維亞王國。其後是羅馬尼亞人，於1859年贏得自治，於1878年贏得獨立。保加利亞人更遲些，至1878 年獲得自治，至1908年獲得獨立。巴爾幹的這三個民族——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於1912年結成聯軍，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島。他們在戰場上是成功的，而且，儘管勝利者之間發生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土耳其人還是不得不於1913年交出他們在